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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久以前的一篇习作，忽然找出来，错误肯定多，还请大家批评。
　　 《史记》中李广形象研究
　　　 一、李广形象的分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作《李将军列传》”。《史记》的安排上，卫青的诸多副将中只有李广设有专传，就连功名显赫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传也是附在卫青传之后，可以想见司马迁对李广的重视程度，这既是司马迁的思想感情的价值取向，也是他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人才思想一个重要体现，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对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挑重担而毫不推辞的先秦士风的留恋、推崇和效尤，具有司马迁特有的理想色彩。

　　　　纵观全传，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刻画了李广这个人物形象，并寄予了深厚的情感：

　　　　1、 勇而过人，才气无双

　　　　李将军的英勇在当时及后世都是有口皆碑的，其人武功精湛、作战勇敢、潇洒随意、放情任物，为司马迁所称道与赞赏。全传写李广之勇的地方相当多，几乎充斥全篇。

　　　　李广之勇，渊源有自：“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广家世世受射”。（按：以下引文凡未标明出处者，皆引自《李将军列传》）

　　　　李广一出道，就表现出非凡的武功而博得汉文帝的称赞：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在以后的无数次征战中，李广都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大智大勇。司马迁选写了几个典型事例：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余骑犇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李广之勇经司马迁传神的描述，一位艺高胆大、有勇有谋的才将形象跃然纸上。后世俗云：“入千军阵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形容李广相当贴切。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即使是被俘匈奴，也是那样的勇而不怯，于万军之中得以生还，比贰师将军李广利勇敢千倍，司马迁因之极叹其勇。

　　　　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干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

　　　　临危不惧、临阵不乱，其子也颇具乃父风范，以李敢之勇更衬李广之勇，读来令人心仪不已。

　　　　2、“敬事而信，节用爱人”

　　　　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以此喻李广，虽是有些以大喻小，不尽贴切，但“敬事而信，节用爱人”四字，李广当之无愧。“敬事”就是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信”有两层意思，一是“敬事”必然诚信，言行不一的人不可能会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二是由于“敬事”而得到他人的信任。李广对于他所从事的军事活动有一种天然的自觉，这除了出身的原因之外，也是天性使然。（见以下引文）关于“良家子”，《史记索隐》说：“如淳云‘非医、巫、商贾、百工也’”。陈直先生说：“良家子从军与一般戍卒不同之特点，在自给车马，……其身份当比戍、田卒为高，与应募士皆为一种资历名称，不是形容之名词。”⑴雷海宗先生认为：“工商人没有军事义务。”⑵当兵的都是“士乡”，“这些‘士’大概都是世袭的贵族，历来是以战争为主要职务的。”⑶李广“以良家子从军”，多少带有先秦时代“士”的遗风，具有恪尽职守及“士为知己者死”等特征。因此能够以军事作为一生之中的头等大事，

　　　　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

　　　　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

　　　　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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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战”、身先士卒就是“敬事”，李广由此取得了士兵的信任。

　　　　作为一军之将的李广真正作到了“节用爱人”，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李广死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李广的“力战”、仁爱士卒、疏财傲物、宽缓不苛，与霍去病（见《卫将军骠骑列传》：“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赉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膘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相比形成鲜明对照，是司马迁为之激赏动情的又一动因。

　　　　3、号令不烦，师徒向之

　　　　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司马迁写李广传的第三个动因就是李广的“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周易·系辞上传》有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喜欢这种“简易不烦”的作风，这体现在《史记》的许多篇中，这是和他讨厌当时儒生的繁文缛节、酷吏的舞文弄法，追求原始儒家“大道贵乎简”的作风（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不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喜欢道家的“清净无为”相一致的。简易之道也是古代哲人共同追求的人生至理，阮籍在其《乐论》中有一段话最能解释“号令不烦”的道理，“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始也。”⑷李广自己“号令不烦”，他也极怕烦琐，其“引刀自刭”的原因之一就是“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从这一点可见当时酷吏之烦琐可怕，案情审理未竟，恐怕就会死于狱卒之手，有周亚夫的先例，李广的顾忌也不是多余的，司马迁也曾有过牢狱之灾，对此可能深有同感。所以在文末，司马迁感慨万分地写道：“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对于“号令不烦，师徒向之”的李将军表示深深的同情和尊敬，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4、战功卓著，声名远扬

　　　　李广在生前身后皆因其为人敦厚，作战英勇，体恤士卒，号令不烦而英名远播，就连他的敌人对他也是既怕且敬：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

　　　　左右以为广名将也。

　　　　雷海宗先生通过分析先秦两汉的兵制后得出结论，认为：“战国时代的兵可用，汉时的兵不可用，只有遇到才将率领时才能打胜仗。”⑸李广为人“讷口少言”，没有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那样的豪言壮语，却英名远播、威振遐迩，完全是由于他以杀敌报国为己任，全身心的投入，全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赢得了生前身后人们的无限崇敬。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这一点上，李广可以无憾了。

　　　　司马迁写道：“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可以说极尽褒扬。
　　　　二、李广形象的典型意义及其悲剧的深层原因
　　　　我们根据《史记》所述可以看出李广这样一位个性极强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历史上不乏与之命运相似的人物，其悲剧的形成既有来自汉朝统治者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李广自身的性格缺陷，最根本的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个性的遏制与残杀：

　　　　1、汉王朝用人唯私、排挤迫害有才能的人的用人政策，是李广悲剧形成的直接、客观的原因。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徒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催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天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俗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汉武帝既用之，又阴使卫青掣肘，在人员调配上明显看出偏私，李广性情刚烈、脾气太大，忍不住恶气，受不了这来自内部的诸多压力，可叹李广没有老将黄盖的运气，黄盖遇明主可以愿打愿挨，李广未遇明主，又不愿打愿挨，终至无可收拾。

　　　　《李将军传》所载的李广的战绩，粗略统计一下，简繁共有十几处之多，每一次打仗，李广莫不身先士卒，杀敌良多，许多次甚至都是坚苦卓绝，以少胜多的恶战，遗憾的是最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直至最后为皇帝及其亲信逼杀。司马迁对此深表不平：“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李广自己也曾检讨过个中原因，“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许多研究者将这段话归于宿命，其实滥杀不能不算无罪，项羽坑杀二十万章邯降兵，不能不记在其失败的帐上。滥杀降卒应该成为李广悲剧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还有许多学者将李广的悲剧归结为封建统治者用人政策上的失误，这也确实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李广初出道时，由于其为人勇敢、武艺高强而得到汉文帝的夸奖：“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但是，汉文帝并没有把他放到多么重要的地位上去，这与汉文帝的为人有关，关于文帝其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文帝本修黄老，，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给，所谓治安之国。”又载刘向说：“文帝时政颇遗失，皆所谓悔厷小疵耶？尝辇过郎署，问中郎冯唐以赵将廉颇、冯服。唐言：‘今虽有此人，不能用也。’”⑹李广之勇在文帝来看只是用来陪皇帝游猎而已，文帝首先不认为他的时代会象高祖争天下的时代，以军功为第一；其次也不认为李广具备封侯的条件，汉代封侯的条件大多因为军功，司马迁因作《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也有因皇亲国戚而得以封侯（如卫青、霍去病等人），李广什么都不占，所以汉文帝只是说说而已。苏轼曾对汉文帝的不选贤任能颇有微词，他说：“自汉以来，道德纯备，未有如文帝者也。今考其事，而可疑者三。”头一条就是“上林令，吏之不才，而虎圈啬夫，才之过人者。才者遗而不录，不才者置而不问，则事不废坏者有几？然则兵偃刑措，何从而致之？”⑺汉文帝不事武功，是李广不被重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假如文帝会用人，李广是可以将他的才能发挥得更好的。

展开余文

　　　　汉景帝时代，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役中，李广本应以杀敌夺旗的赫赫战功得到应有的奖赏，却因私受梁孝王赏赐的将军印，而无意间见嫌于景帝，结果不但无功，还埋下了其最终悲剧结局的祸根。（按：梁孝王与汉景帝之间的恩怨详见《梁孝王世家》。）李广军人的头脑非常简单，从不考虑政治，看不出也不想看出当政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说是胸无城府，没有政治上的任何见识，结交的恐怕也都是行伍之人，没有专门的谋士为之出谋划策，即使身边有这样的谋士出主意，他也未必听得进去，因此吃了大亏，再赶上残酷自私、任意而为的汉景帝，就是汉文帝遗嘱重用的太尉周亚夫也由于汉景帝的“忌刻”与“滥刑”而惨遭毒手，李广私受与景帝有隙的梁孝王的将军印，则更是不识时务了（按：景帝够狠，当时就给李广以颜色，“还，赏不行。”以后汉武帝对李广的态度，未始不出于此。），这也未尝不是耽误李广前程的一部分原因。

　　　　英明至圣的汉武帝宠爱的是卫青、霍去病。对于李广，“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未央卫尉”恐怕是李广做过的最大的官了，这只是汉武帝初年的事，直至最后也没有给这位“天下无双”的才将封侯拜相的殊荣，对此，司马迁曾表现出极大的不以为然，并以李蔡之事相对比，表示出对统治者的不满（按：以今天的职官制度比照，“未央卫尉”也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了，司马迁与李广对此却皆表不满，也是出于常情，认为军功与勋爵应当相当，其实不公平也不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关键在自己的态度，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李蔡得以封侯，除了军功，还有其他原因，如人情关系、机遇等等，都是李广所不具备的，所以攀比的结果，只能是加深了自己的烦恼，加重了与权贵们的矛盾。）李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司马迁早已心知：“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自负其能”害了李广，“自负其能”害了项羽、韩信、周亚夫，“自负其能”害了古往今来有能耐的一切人，所以《中庸》告诫我们：“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自负其能”的李广为射杀匈奴“射雕者”，以“百骑”而对匈奴千骑，勇敢之外，是否还有蛮干的成分？清代黄淳耀说：“李广非大将才也，行无部伍，人人自便，此以逐利乘便可也，遇大敌则覆矣。太史公叙广得意处，在为上郡以百骑御匈奴数千骑，射杀其将，解鞍纵卧，此固裨将之器也。若夫堂堂固阵，正正之旗，进如风雨，退如山岳，广岂足以乎此哉？淮南王谋反，只惮卫青与汲黯，而不闻及广。太史公以孤愤之故，叙广不啻出口，而传卫青若不值一钱，然随文读之，广与青之优劣终不掩。”⑻这段话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讲的，却不无道理，也给我们以深刻的提示，以此揣度文、景、武帝之意，大致相去不远。

　　　　2、李广自身的性格缺陷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的主观原因

　　　　透过“太史公叙广得意处”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广本人的另一面，应该说李广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性格缺陷”，不是指人格心理学上说的那种典型的变态人格，而是指人的社会属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人，每天所要处理最多的就是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专制集权的汉武帝时代，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与权贵的关系、甚至是与皇上的关系，显得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对于“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的李广来说应当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研究一下李广在这方面的表现，不难看出其悲剧的发生并非偶然：

　　　　（1）不善言辞（“讷口少言”）、个性太强（“引刀自刭”）、性情冲动（如“杀霸陵尉”）。

　　　　李广的“讷口少言”与霍去病的“少言不泄”绝不相同。李广不但平时少言，关键时刻更加无话，不但无话，还有脾气，又倔又横，直如一乡下老农（“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古往今来，喜欢这样下属的上司不会很多。霍去病平时也不爱说话，可是当“天子为治第.令膘骑视之。”时，人家却冒出一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于是乎“由此上益重爱之”（《卫将军骠骑列传》）。真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会说话和不会说话直有天壤之别，同样的少言，这时就有了质的分别。

　　　　言少脾气倔，受不得半点委屈，这在家人面前，或许能得到谅解与宽容。到了外面，就是在普通的上司那里也要倒霉的，而况李广面对的是专制的君王，所以虽是战功卓著，终于得不到好的结果，竟至“引刀自刭”。

　　　　霸陵尉罪不至死，而倔人不管这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顾忌，做事过于冲动。对于这件事别人会怎么想？会不会传到皇上那里？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前程？李广没有考虑过。事实上这件事对李广也是有影响的，司马迁写这一段，恐怕也有所暗示，因为我们从传中看不出司马迁的彰表之意。

　　　　（2）胸无城府、没有政治见解。如“梁王授印”一节，从汉景帝对李广的态度可以折射出李广在政治上的幼稚，在专制制度下，不具备见风使舵的变态性格，纵有千般能耐，不仅于事无补，反会引火烧身。

　　　　（3）自负其能，不计后果，好凭一时之勇，呈一时之威（如传中所记李广因中贵人而射杀匈奴射雕者及以百骑御匈奴千骑等事）。

　　　　（4）治军没有条理，非大将之才。关于这一点，上引清代黄淳耀的说法虽然是从统治者角度考虑的，也应是李广自身悲剧的一部分原因，对于李广的带兵风格，王夫之曾提出这样的意见：“以武定天下者，有将兵，有将将。为将者，有攻有守，有将众，有将寡。不识之正行伍，击刁斗，治军簿，守兵之将也。广之简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将也。束伍严整，斥堠详密，将众之道也。刁斗不警，文书省约，将寡之道也。严整以攻，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以守，则敌乘其罅隙而相薄。将众以简易，则指臂不相使而易溃，将寡以严谨，则拘牵自困而取败。故广与不识，各得其一长，而存乎将将者尔。将兵者不一术，将将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论也。人主，将将者也。大将者，将兵而兼将将者也。……故严于守而简于攻，闲其纵而去其苦，有微权焉，此岂可奉一法以为衡而固执之哉？”⑼果真如王夫之所言，李广自当拜将封侯，历史将会是另一种模样了。

　　　　（5）滥杀无辜（如“杀降卒”、“杀霸陵尉”），报复心重（“杀霸陵尉”）。

　　　　3、封建专制制度对人身和性格自由的遏制与残杀是李广悲剧形成的深层原因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开始，汉武帝所推广、施行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之学，及其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一种“外儒内法”的政策，孟子说：“孔子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又说：“春秋无义战。”认为仁义与霸道是绝对对立的。董仲舒讲《春秋》则与孟子大相径庭，其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王霸并用。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汉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以济其酷。”所以南怀谨先生说：“孔家店为什么被打倒？……本来孔孟两个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变质了。”⑽孔家店之被注水，自董仲舒始。金春峰先生说：“汉初，法治严酷，但尚有法可依，从董仲舒开始，由于强调诛意、诛心、原心论罪，引经义以断狱，在宗法关系内部，实行法治，其结果不仅使封建等级制统治和君臣父子关系，渗透着严而少恩的法治的精神，法本身也被随意解释、滥用而无法可依。”⑾李广悲剧的形成关乎此。

　　　　李广的悲剧就在于他处在封建专制制度实行的初期，他的思想中存在的先秦时代士风、思想、人格的遗留还在起重要作用，比如先秦的优秀之“士”，都是以“道”自任，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同时又以“道之所在”自居，自认为是皇帝王侯的师友，李广在为汉文帝打猎时的表现可以说明这一点。李广身上也存在“士为知己者死”的生活准则，他的英勇有一部分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报答汉文帝的那句话。遗憾的是他的那种崇尚个性自由、豪放不羁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汉代统治者大一统的思想，与逐步完善的专制时代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李广突破不了那个时代对他的局限，所以不可能不受到排挤以至由此自刭。

　　　　其实个性是人类的天赋，个性强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其潜能得到发挥的时候，孔子哲学讲究顺应天道，也就是顺应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不限制个性发展，孔子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但并没有对这两人加以排斥、制裁，相反，这两位个性极强、思想行为都与孔子主张相异的人在孔子那里都受到了良好的引导和教育，而能够发挥出个人优势及特长。孔子的学生性情各异，都有个性，勇猛如子路，聪明干练如子贡，能言善辩如宰我等等，在先秦时代其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挥。这些人如果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决不会那么自在地生活。李广的“讷口少言”在孔子看来正是其优点所在，“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论语·里仁》）“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孔子最厌恶那种以言语骗取一切的人：“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并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李广这个人贵在一个“真实”，司马迁所赞赏的也是这一点：“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而专制统治者就爱听巧言佞语，生活在专制制度下不会说巧话、不会表现自己就不会见宠。再加上李广个性太强，有时还不听号令（见典属国与皇上语），跟上司耍脾气（“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当然会受到排挤。其受梁孝王印而见嫌于景帝的事，作为景帝儿子的武帝心中也不会没有芥蒂的。综合司马迁所记的各种情况，我们可以想见个性极强的李广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得罪皇帝及其宠幸，所以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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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汉武帝所尊的儒术，尊的并不是孔子的儒学，其实质是为专制制度制造听话顺从的奴才，专制统治的国家需要的是奴才、顺民，而容不得这样“自负其能”的李广。

　　　　“独尊儒术”更看中的是术，李广的悲剧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朝尊儒政策的虚伪。汉文帝所说的：“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骨子里就是说，我这个时代不需要你这样的人。这表面化的人、表面化的言语，无信无行，实为后代帝王使用权术的榜样。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有了更深刻的变化，李广不关心政治，“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依旧我行我素，终至碰壁，成为专制政策的牺牲品。不仅如此，其家庭也深深受其影响，性格上与之酷肖的李敢，也是由于冲动无谋而丧身皇帝宠幸的霍去病手中（李敢“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

　　　　李广本人作战英勇、仁爱士卒、素使敌人闻风丧胆，仅仅是有一点个性就不为统治者及其宠幸所容，可见专制皇权不容许有任何个人自由性格存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恰恰是在李广身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我们还应看到，在专制制度初立时期，与之发生矛盾的不仅仅是李广一人，而是一个个性群体，如周亚夫、汲黯、郑当时、司马迁等等都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因此，李广的悲剧应当看作是个性群体与专制统治者相对抗并必然会以失败告终的悲剧，专制制度不灭亡，这种矛盾就永远存在，而且是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个性自由、民主与专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根本原因之下，上述各种主客观原因都只是一种外化的现象。
　　　　三、 李广形象对后世有广泛的影响
　　　　李广本人由于其勇而无当、不畏权贵、简单易从的作风、仁爱士卒的品德，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广泛的影响，成为历代文学作品歌颂的对象，长久以来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和无限景仰。

　　　　《李将军列传》对汉以后文学作品有深刻的影响，人们曾用许多种文学体裁表现李广的事迹。

　　　　在唐诗中，人们常常拿李广的事迹作题材来歌咏，表达诗人对李广的怀念、对战争的反思及体认。如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高适、李白、杜甫、卢纶、李商隐等，都有涉及李广事迹的诗作。“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王维《老将行》，慨叹李广之不遇。）“君不见沙场争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燕歌行》，怀念爱护士卒的李将军），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吟咏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怀念李广事迹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深切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而沈彬的《塞下三首》之三：“月冷榆关过雁行，将军寒笛老思乡。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戍角就沙催落日，阴云分碛护飞霜。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却写出了边塞征戍使将军老难归乡的命运：贰帅将军李广利正因为有千夫不抵的壮勇才埋骨异域、死而有憾；李广将军正因为剑艺高强而丧生剑下，意思说两人的天赋的壮勇命定他们要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虽是将军老难归乡的愤激之情，却恰恰揭示了人已沦为战争工具的可悲命运。对李广的悲剧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认识和发挥。

　　　　历代小说中，尤其是武侠类小说，更是随处可以见到李将军武艺高强、豪迈、洒脱的影子。《三国演义》关羽温酒斩华雄、赵云长坂坡救主等。《水浒》中的“小李广”花荣甚至直接以李广为绰号，直到现代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身上都能找到李将军的身影。
　　

　　　　注释：
　　　　⑴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3 第二版P314、《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4 P167

　　　　⑵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1 P5

　　　　⑶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1 P5

　　　　⑷阮籍：《阮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 P40

　　　　⑸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1 ，P34

　　　　⑹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第一“汉文帝”条，（《野史精品》第一辑，岳麓书社1996./4）

　　　　⑺苏轼：“汉文帝行事有可疑者三”，（段书伟等主编：《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六，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0 P1985）

　　　　⑻韩兆琦：《史记通论》引《太史公知意》，P519

　　　　⑼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中华书局，1975.7 P62

　　　　⑽南怀谨：《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9 P7

　　　　⑾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第二版 P208
　　　　参考书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11第二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6

　　　　《野史精品》第一辑，岳麓书社1996./4

　　　　段书伟等主编：《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0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7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1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3 第二版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4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9

　　　　徐朔方：《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11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3

　　　　朱东润：《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

　　　　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5

　　　　白寿彝：《《史记》新论》求实出版社，1981.8

　　　　白寿彝等：《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8

　　　　安作璋 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1

　　　　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岳麓书社，1987.3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1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第二版

　　　　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3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5

　　　　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

　　　　南怀谨：《论语别裁》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9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