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view.QQ.com 　 2006年10月17日

      在解放前某次文化界纪念鲁迅的集会上，郭沫若慷慨陈词：“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倘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一层意思上讲，在当时的抗日战场上，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确实有“无数鲁迅”在无畏地战斗着。问题是，把鲁迅的意义，缩小在“对敌作战”的层面上，就难免在更积极更深远的方面消解了鲁迅的作用。毋庸讳言，历史其实正给了我们一个遗憾的结果：鲁迅之后，无一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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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清这个问题，恐怕须从对“革命、革命者”的认识谈起。在我看来，“革命”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一切反人类反进步的政治、社会的不满和破坏；二是对革命内部自身的改造和净化。“革命”直接向“革命者”要的应该就是这两样东西：一是在敌人面前，兵刃相见、严刑拷打时的宁死不屈；二是对革命内部一切“异化现象”（如革命成果、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家族化，新的“主仆关系”的产生等）的高度警觉和不妥协。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理想化的革命论调”。试问，世界上有哪一次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理想？没有理想，哪还有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一个革命者不追求首先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那还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从历史事实上看，我们对于“革命”、“革命者”前一方面的内涵，总能够比较充分的认识，并且能够很好地加以贯彻。而对后一方面的要义的兑现，却往往显得不如人意。这不能不引起深思：我们似乎未能真正在实践上半场重视“自我净化”这一面的内涵，在“自我革命”这个意义上，我们留下了多少沉重的命题！

      所以还要重提鲁迅，是因为在对革命内部自身的改造和净化中，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时刻都需要鲁迅的存在；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真正的革命者都应该在行动上表明对鲁迅的热爱。然而长期以来，鲁迅表面上虽被尊崇，实践上却遭到冷落。朱健国的话为我们指出了这种怪现象：お

      这几十年来，各路大人物都从来没有反对过鲁迅。从1942年起，鲁迅就被宣布为中华民族最勇敢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即便是在1966年，文革爆发，鲁迅也依然是革命的偶象……奇怪的是，在一个最喜欢鲁迅的时代，却一直没有出现鲁迅的（精神）后裔或者真正的弟子。我们号召学雷锋，就有王杰；号召学焦裕禄，便有孔繁森。独独多年号召学习鲁迅，却始终没有一个鲁迅。奇怪，奇怪，奇怪！

      是呀，按理说，既然号召学鲁迅，这世上本该有“无数鲁迅”才对呀。正如号召以刘青山、张子善为戒，刘、张的徒子徒孙应该绝种才对呀。而事实如何，是有目共睹的。这真要让人感叹“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了！

      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基因中其实还存在着种种“鲁迅抗体”；因为真心服膺鲁迅，就得有勇气经常对自己“革命”，革去留在脑子里的“皇帝梦”和“奴才魂”；就得跟鲁迅一样，毕生反对专制极权，反对对人的奴役，反对任何形式的“革命的异化”，无情地推倒一切“婊子的牌坊”，戳破一切“皇帝的新衣”……

      朱健国指出：明代的皇帝嘉奖海瑞，但如果人人都学海瑞来骂皇帝，皇帝老子受得了吗？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当然，鲁迅绝非历史上的一切忠谏之士可比，“臣子”的基因，他身上是没有的。鲁迅是真正的“中华龙”，任何“叶公”当然都不可能真正喜欢他。而任何一种“革命”、“革命者”，如果不过为了打打鲁迅的招牌，在实践上却总是拒斥着他，就只能说明这“革命”本身出了问题，至少也是由于“革命者”中“做戏的虚无党”太多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