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遥远的白房子》、《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我省作家高建群，近些年来在小说创作的同时，还陆续出版了《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惊鸿一瞥》、《穿越绝地》、《西地平线》、《胡马北风大漠传》等散文集。继他的散文作品《我的兵团兄弟》获“新疆兵团文学大奖”，《走失在历史迷宫中的背影》获“老舍文学奖”之后，近日他的另一散文作品《成吉斯汗的上帝之鞭》又荣获了中国散文随笔最高奖——“首届郭沫若文学奖”（该奖系继“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后的又一国家级文学大奖）。该奖是对新世纪我国散文随笔创作的一次总结和检阅。就此，记者专门走访了高建群先生。

      记者：高建群先生，首先祝贺您获得此殊荣。这也是您今年继获得新疆兵团文学大奖”、“老舍文学奖”之后的又一荣誉。其实，《成吉斯汗的上帝之鞭》去年在《绿洲》刊出后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迅速被《新华文摘》等选刊转载，并被中国散文学会评为2003年度中国散文十佳，继而又在港台以繁体竖排版发行。现在，请您谈谈获奖之后的感受。

      高建群：最近我陆续获得一些文学奖。听到这些消息后第一感觉是感动。感动的原因是觉得这个世界基本上还是公平的。因为这些奖都是在我茫然不知的情况下，接到电话通知的。我从来没有跑过，也从来没有问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中国文坛还有这么些文学奖项。真的，我在那一刻很感动。接到获奖通知的第二个感觉是，我对生养我，成为我文学创作源泉的关中平原、陕北高原和新疆草原，在那一刻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恩戴德的心情。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我见过许多人，他们比我要优秀许多。我的惟一所长是手中有一支笔，而他们没有，于是我把他们要说的话说了。仅此而已。第三个感觉则是，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坛西部的尊重，对陕西作家群的尊重，对那些沉默的写作者的尊重。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这个民族的精神宝库里，总该还得给后世留下一些长久的和固定的东西的。要不，我们如何向后世交代？！

      记者：这些年，您每年都以两本到三本的速度推出新作，可谓硕果累累。您的这些作品的出版奠定了您当代重要作家的位置，被文坛誉为“浪漫派文学的最后的骑士”、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和古典精神以及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同时，您也是“陕军东征”的主将之一。您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是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领域的重要收获，被誉为“陕北史诗”，该书之后的《六六镇》和《古道天机》一同构成了您的“大陕北三步曲”。接着，您又连续写出了多部在文坛引起轰动的史诗般的巨作，您能谈谈关于这方面的创作吗？

      高建群：我不知道这近10年来，我为什么痴迷于这一类题材和这一种思考。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女巫或者法师一样，从远处的旷野上捡来许多的历史残片，然后在我的斗室里像拼魔方一样将它们拼出许多式样。我每有心得就大声疾呼，激动不已。那一刻我感到历史在深处笑我。我把我的这种痴迷悟觉为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些年随着我在西域地面上风一样的行走，我取得了历史的信任，它要我肩负起一个使命，即把那历史的每一个断章中那惊世骇俗的一面展现给现代人看。另一个原因则是，随着渐入老境，我变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我有一种大人类情绪，我把途经的道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当作我最亲的兄弟，我把道路上遇到的每一座坟墓无论是拱北无论是敖包无论是玛扎，都当作我的祖先的坟墓。

      在这个庄严而恢宏的题材中，还有两件事要告诉你。如果不告诉你，是你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一件是新疆作家周涛告诉我的。他说在帕米尔高原深处，生活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民族，他们是当年李陵将军那3000降卒的后裔。他称这是活着的纪念碑，人的纪念碑。周涛在关于这件事的一篇文章中，对李陵将军给予了最深刻的同情和最高的敬意。他说这是一个生前备受凌辱，死后亦备受凌辱的男人，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他的孤魂野鬼现在还在西域大地上游荡。他所承受的一个男人的痛苦，较之因为为他辩护而受宫刑的司马迁，较之被匈奴关押了18年的苏武，都更沉重一些。好在有一个“人”的纪念碑立在那里，给我们一些安慰，给这浓重的苦难一丝亮色。

      另一个故事是，去年我在新疆阿勒泰草原上的锡伯渡，知道了额尔齐斯河这个渡口得名的由来。清朝年间，鉴于新疆境内准噶尔部落的滋事，清政府从他们的本土，调集了2000多名锡伯族男人，拖家带口，一行共4000多人，移民新疆。这支锡伯族迁徙的队伍从沈阳出发，最后来到康熙为他们指定的居住地，距边界不远的查布察尔。他们趟出的那一处渡口后世叫它锡伯渡，成为额尔齐斯河上的一个著名渡口。锡伯渡在收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曾易名“西北渡”，现在我看中国地图，它又恢复锡伯渡这个称呼了。令人感动的是，这群勇敢的锡伯族男人，嗣后便在这里艰难地扎根，生息和发展，壮大到成为现在的查布察尔锡伯族自治县。这是距离我们较近的一次民族迁徙，所以我们能较为准确地记录它。而这个故事最令人感动或者说最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它的本土东北，锡伯族倒是绝迹了。我就此曾经请教过一位叫关本满的满族作家，想不到他告诉我，他就是锡伯族人。他说，锡伯族是满族之一支，东北的锡伯族在后来的发展中，基本上都同化于满族了。现在那老地方似乎还有一个乡，叫锡伯族民族乡。

      我真的是一个代表吗？我不能确定。当就要结束这一段谈话时，我没有通常在完成一篇文章后那种一泻而就的快乐，而是有一种更为沉重的历史情怀，一个巨大的悲怆感压来，令我几近落泪。我是不该落泪的，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是如此丰富的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曾有过这么多的过去。那么此刻，且让我笑一下，让美国诗人惠特曼那强有力的诗，像管风琴一样在我的耳畔轰鸣，帮助我逃离这种情绪：“我轻松愉快地走在大路上。我年轻，生命于我是强健的。有了这个小小的地球，我就够了，我不要求星星更接近。从此我不再追求幸福，我自己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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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曾经在新疆服役多年，当兵的经历给您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您的笔下有很多最可爱的人的形象以及部队生活的再现，请您谈谈您笔下的“白房子”和您的那些“兵团兄弟”。

      高建群：好吧。那我就给你讲一段我亲历的发生在那个时候中苏边界上的故事。

      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情势会如何发展。会成为一场中苏全面战争的起因吗？须知，一战、二战都是以边境事件为起因的。会有一场局部战争，以苏方吞并这块争议地区为结束吗？那时，这块争议地区里的所有的人，他们惟一能做的事情是硬着头皮勇敢地支撑。不管叫“困兽犹斗”也好，不管叫“以卵击石”也好，争议地区的人们，得硬着头皮。其实，那时候大家似乎并不紧张，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已经使大家神经麻木。边防站的人全部剃成了光头，这是为了一旦受伤后便于包扎。大家全都趴在了战壕里，轻重武器的枪口齐刷刷对准界河。黑夜白昼都守着，吃饭是炊事员用行军锅将饭抬来。大家的几件旧军装和日常零用，则打成一个小包袱，用针线包缝好，上面写上家乡地址和个人的名字，集体放在班里小库房里。一旦谁死了，这就叫遗物：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遗物将寄回去。我那时候是六九式四O火箭筒射手。这种武器是专门对付坦克的。我趴在一个丁字形的碉堡里，将火箭弹弹头安装好，从射击孔里伸出去，火箭筒则扛在肩上。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射手在发射到第18颗火箭弹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剧烈震动而破裂，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准备了18颗。在这种情况下，兵团沿边境线摆出的这一溜儿村庄，其情景自然也是这样。胡子拉碴的大男人们，年轻一点、有点文化的小女人们，全都拿起了枪……事情后来终于没有发生。理智代替了诉诸武力。中国拿出了大国的风度，先是释放了那3名倒霉的士兵，接着在1975年的最后一天，将那架直升机也送回去了。过了几天以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因此，我猜想，中方所以后来采取了“和为贵”的政策，大约与周总理病危，希望边境安宁有关。受惠的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是这些拖家带口的兵团人，是这些唱着凄凉歌曲的兵团孩子。我的18颗火箭弹没有派上用场，我也终于没有战死白房子。要不，新时期文坛，也许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 （杨小玲 李向红）

      《陕西日报》 2004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