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七月，往山东一行，在济宁的书店购得《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读了有些感触要在这里，附带先说一句，此书内容虽佳，校对则粗率之至，几不亚于不法书商们制作的盗版书，真教人替编者、出版者深为惋惜。

      鲁迅打了一生笔仗，这大抵谁都知道。但以往能见到的，差不多全是一面之辞。以我念书时的中学课本以至大学课本论，上面所载，如非鲁迅如何“痛打落水狗”，便是他怎样戳穿某些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脸，至于被痛打者被戳穿者们原说了哪些话，却一律不载的，即便偶有透露，也是摘摘拣拣，掐头去尾。所以，关于这段史事，我们实际上一直不得其详，更不得其实。之所以要这样做，倒真是令人费解，非但是没有一点好处，简直可以说反而给大家平添了好些疑云，以为里面藏着什么不便公开的内幕。其实根本一点必要也没有，当年鲁迅在世时既然并没有被骂倒，想必在他去了之后，让大家原原本本地看他与其论敌之间的种种口角，也不至于降低或夺走他的魅力与价值。

      古来文人都难免闹些笔墨官司，除非他是毫无个人见地的糊涂虫。像鲁迅这样无论个性或思想都岐嶷不凡的人，自然更易于招惹“是非”，尽管如此，读罢此书我仍禁不住大为吃惊：鲁迅的论敌竟如此之多！林纾、梅光迪、李四光、徐志摩、丁西林、周作人、林语堂、高长虹、郑振铎、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郭沫若、阿英、潘汉年、蒋光慈、梁实秋、叶灵凤、刘大杰、胡秋原、戴望舒、施蛰存、沈从文、廖沫沙、田汉、魏金枝、周扬……这些人，从守旧的遗老到革新的健将，从“资产阶级”文人到无产阶级作家；不单有他的同胞手足也有他昔日的朋友，不单有骚人墨客也有文坛以外的科学家。除了少数昙花一现外，大部分后来都作为现代文化史的要人载入史册。所以，单单是浏览一下这份名单——到底是何缘故，使得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鲁迅闹出纠纷？

      其中，鲁迅的性格，是人们议论最多的一点，这当然也是受到了当事人的暗示。那个曾对鲁迅恭执弟子礼后来却攻击最力的高长虹，在《走到出版社》一文里，以新炙者口吻，突出地从为人方面指责鲁迅难以相与，如“虚荣”、“只知道有他自己”、“为一多疑之人”等等，乃至有“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见鲁迅《捣鬼心传》）的耸人听闻之言。固然，像高长虹这样始而把人捧作“思想界先驱”，未却一翻脸“迭加嘲骂”的人，本身人品便极可疑，因而实在很难令人相信他对别人人品的评论。然而就鲁迅的性格发同种论调的，远不止一个高长虹。阿英于《“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中称，“他倔强，知错而不认错。他的人生也是‘唯我史观’，自己永没有错误，‘反我者就是反革命’”。潘梓年的《谈现在的中国的文学界》说鲁迅“气量太窄了”、“尖酸刻薄”。施蛰存也借谈论伏尔泰指斥鲁迅存心不“宽厚”，气量不“大”。沈从文将鲁迅概括为“睚眦之怨必报，多疑而无力向前”。1936年，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已跟鲁迅“闹翻”的徐懋庸负气写道：“我记得鲁迅先生在《白莽遗诗序》里说到，白莽这青年倘不早死，鲁迅先生会不会终于跟他闹翻呢，这连先生自己也说不定，这话分明地说明着鲁迅先生的性格。”又自称他给鲁迅的那封著名的信为“忠言逆耳”，来暗示鲁迅的刚愎。其时，与鲁迅缘悭一面但打过笔仗，此刻却试图在一边调和双方矛盾的郭沫若，也拐弯抹角地说，过去他“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那篇万言书（指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郭氏虽诿己为“妄生揣测”，其实却透露出当时文坛流行着关于鲁迅性格的一种口碑，那自然是在“宽怀大量”的反面。

      我们后来人是断然弄不清真相的，不过，彼时彼地，那么多个中人都对鲁迅的性情有所挑剔，大约不会全是捕风捉影，这一点，倒不必特意地“为尊者讳”。不过无论如何这只能是极表浅的原因。天底下脾气怪异者甚多，但大家独独挑中了鲁迅开火，则于情理不通。其实，内在的必然的原因，还是源于鲁迅的思想特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乃是处于十字路口的大变动大转折的文化，就像历史上任何这种时刻一样，它也会将自己的全部重大矛盾与主题凝聚在某一个特殊人物身上，例如，近代法国之有卢梭、德国之歌德、俄国之有托尔斯泰，或中国春秋时代之有孔子——对五四前后的现代中国而言，这个人物便是鲁迅。除却他，我们并没有发现第二个人具有如此丰富完整的代表性，以致国粹派目之为“卖国贼”，革命派却将他划归“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文人以为他是领“卢布”津贴者，“无产阶级” 文艺战士们却嫌他躲在“象牙塔”里不出来等等。确切地说，他是个哪一派都不感到满意的人，他的某一反对派不满意于他的地方，恰恰又为相对立的反对派否认，比方说新党以为他保守甚至在精神上应该被宣布已经死去，旧党对此却万难苟同而竭力将他描绘成数典忘祖的洪水猛兽般人物。而事实上，鲁迅确实不像他们那样泾渭分明地非新即旧，却是近代中国文化多重矛盾的统一体，是罕见地跨越了传统文化、启蒙主义、民主派直至最新的思潮的独一无二的人物。正因为这样，中国现代文化的聚光灯便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形成一个焦点，招致那么纷杂的持着各式观点的人们与之辩诘、冲突和碰撞。这一点，实在和春秋战国时孔子其人其说极为相似，那时，墨、庄、孟、荀、韩各家，无论其对孔子尊贬吸拒，都不得不将他视为主要的思想对象或对手，要么揣摸他，要么与他“过招”。这样的戏剧性情景，历史在其每一紧要的关头，总会上演一次，就五四前后的中国而言，这一幕是落在了鲁迅身上，其表面上也许如《恩怨录》编者所言，掺杂着私人之间的某种“恩怨”，但在内里上，其实无所谓“恩怨”，却是一个时代在文化上的裂变和重构所必然导致的精神价值的冲突过程，只不过采取了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

      倘使我们能早一些理性地看待鲁迅及其论敌间的论争，则不单好些个人悲剧可以避免，整个文坛也不至于长时间埋陷在恩恩怨怨的旧帐里。文化的论争，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就其根本说，对历史也完全是积极的，如果有一种理性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该衍生宗派倾轧、人身迫害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