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一、教学目标：

    1、在学习《报任安书》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司马迁，了解他的家世谱系，了解他的生活经历，了解他的志向抱负，了解他著《史记》的始末。

    2、在了解了司马迁其人的基础上，分析他创作《史记》的条件、指导思想，为以后的专题学习做好铺垫。

    二、文本研读：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它为司马迁自作的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的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

    三、译文和分析：

    §1从前颛顼（ｚｈｕāｎ ｘū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简析：世典周史——说明修史是司马迁祖传的家学，创作《史记》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2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ｋｕǎｉｋｕì 

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卬（áｎｇ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先祖中的军事家、掌管经济的官员。

    §3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第一部分：司马迁自叙家世谱系。 

    §4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学习和游历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阔眼界，形成他的历史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5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临终嘱托的情景，父子执手流涕，场面凝重感人。三层意思：一、写信史是祖传的绪业，完成这一使命就是“孝亲”；二、以周公、孔子为榜样，通过写史，兴礼乐，正王道；三、嘱托司马迁牢记己愿，完成遗愿。完成嘱托，既是孝亲的表现，也是时代的召唤。

    §6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皆受瑞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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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件事：当上太史令，为写《史记》作准备，参与并完成了制定太初历的工作。

    第二部分：司马迁叙述自己年轻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接受父亲临终嘱托，立志创作《史记》。

    §7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立志要做周公、孔子之后的第三人，对为何要创作《史记》的说明，也是司马迁对《史记》的一个自我评价。

    §8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君不象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象臣就会被诛杀，父不象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象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以回答壶遂问题为由，评述孔子为何作《春秋》。褒贬是非，替天下人树立行为的标准和规范，以“达王事”。实际上暗示自己创作《史记》的目的，是在对《史记》作自我评价，也在提醒世人，注意《史记》的作用。

    §9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10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回答壶遂的诘难，说明记载历史，评判是非，是自己的责任，表明要以前人为榜样“采善贬恶”。

    第三部分：司马迁通过与壶遂的对话，曲折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目的。

    §11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着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始自黄帝。

    前人的所作所为给了司马迁启迪，决心效法前人，忍辱写《史记》。

    第四部分：司马迁叙述自己忍辱写《史记》。

    §12想我大汉王朝继承五帝的遗风，接续三代中断的大业。周朝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焚毁《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失错乱。这时汉朝兴起，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不断地在各地发现。自曹参荐举盖公讲论黄老之道，而贾生、晃错通晓申不害、商鞅之法，公孙弘以儒术显贵，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太史公父子相继执掌这职务。太史公说：“呜呼！我先人曾职掌此事，扬名于唐虞之世，直到周朝，再次职掌其事，所以司马氏世代相继主掌天官之事。难道中止于我这一代吗？敬记在心，敬记在心啊！”网罗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对帝王兴起的事迹溯源探终，既要看到它的兴盛，也要看到它的衰亡，研讨考察各代所行之事，简略推断三代，详细载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今，着十二本纪，已按类别加以排列。有的同时异世，年代差误不明，作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易，兵法权谋，山川鬼神，天和人的关系，趁其衰败实行变革，作八书。二十八宿列星环绕北辰，三十根车辐集于车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与此相当，他们忠信行道，以奉事主上，作三十世家。有些人仗义而行，倜傥不羁，不使自己失去时机，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总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充六艺，成为一家之言，协合《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于名山，留副本在京都，留待后世圣人君子观览。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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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太史公说：我历述黄帝以来史事至太初年止，共一百三十篇。

    第五部分：写《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当今繁荣昌盛的时代，创作的动力；文化学术方面的成就，文化背景和创作条件）和《史记》全书的体例、规模。（一家之言，留待后世圣人君子观览）

    四、问题探讨：

    1、促使司马迁撰述《史记》的因素有那些﹖

    2、司马迁撰述《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的关系如何﹖

    3、《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述说司马迁在遭遇“李陵事件”之后，深切思考着人的生命价值这个课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就他自己而言，则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于是致力撰述《太史公书》－－即《史记》。司马迁有所思悟，故发愤撰述，司马迁对“人”和“历史”有什么特出的见解﹖你对“人”和“历史”的初步思索又如何﹖

    参考：“发愤著述”一段旨在说明“名”是否能传于后世，不关乎富贵，而在其人之表现。像西伯、仲尼、屈原……这些人，都曾遭遇困厄，但他们都有著作而传于后世，因此名垂千古。大抵说来，这些人困厄不得志时，志意无所表现，所以把自己的心志表现于著作中，留待后世读者赏鉴深思。司马迁由上述这些例子得到启发：人不论是否得意于当世，将理念传扬于后，着书是很积极而可实行的方法，甚至可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于是，他发愤撰述，以“述往事，思来者”，这是说记述过往发生的事，以待后世圣人君子深思，意即待后世读者之共鸣与了解。太史公忍辱受宫刑，为的即是发愤撰述《史记》。因为他认识到人的成就、价值不只在「生」的短暂时空，做为一史家，他毕生所欲所愿，在整理出这样一部纵横两千多年的史书，要做「青云之士」，甚至以孔子作《春秋》「明是非、别嫌疑、定犹豫」自勉自期。如果将「人的生命价值」解释成一个人的成就，对世界的贡献，自我期许的完成，及获得正面的历史评价。那么，只要太史公完成《史记》，成就了自我期许与留名千古的不朽生命，生前所受的屈辱又算什么呢﹖……这些「人的经验」是我们读史的人最应记取的。

    人的生命有二义，一是有形的肉体，一是无形的思想。富贵往往会因一个人肉体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也。而思想〔或精神生命〕，可以借着著述而流传后世。司马迁从西伯、仲尼等历史人物的例子得到启发，因此忍辱作《史记》，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重要的不是生时的虚名，而是后人的评价，将自己的思想流传后世，成一家之言，才是他追求的生命的不朽价值。司马迁身为一个历史写作者，写史是他的使命，也始于他对人的关怀，〔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体察。〕故《史记》记录「有价值的人」——「倜傥非常之人」。而人们在阅读史书或论及历史人物时，常常会加以比较:什么是好的、善的，什么是恶的、坏的等等。人们经由比较、选择，迈向文明、进步，这就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现象。……所以，历史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对人的活动的一种纪录，一种反省。如伯夷、伍员、孔子、太史公等人，表面看来，他们命皆不同、际遇各异。然而吾人可见在对生命信念的执着方面，他们有共通处。其实，这种信念，不只是他们的亦是全人类的。……他们何尝不能平平淡淡、和光同尘，何以却往往自致孤独以终﹖大概是由于他们视「道」（也就是理想）重于一切，而深知人的价值吧。……守真理者虽为少数，而历史常因其而变。我想，司马迁一定深闇此理，故对这些真实推动历史的「倜傥非常之人」予以深切之同情，而大书特书。对我而言，人的价值就在此吧：人性以自由面对真理时，他可以不理会群众，但将一切交于历史；这种自由，是「人」才有的价值！

    4、《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为列传第七十篇，这是此书之主要作者司马迁的自序兼自传，他自序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又，《伯夷列传》作为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具有序例的作用，文中提到了「各从其志」的原则。试问：司马迁将自己的传记纳入「列传」中，是否副合上述志、义、时、名等原则？

    参考：依＜太史公自序＞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就已说明他作列传的目的及原则。司马迁在＜自序＞中又说，他作《史记》乃是要继承父亲遗志，以彰显历代祖先的史官传统……。另一方面，由作者与壶遂讨论作史与《春秋》的关系一段看来，司马迁欲效法孔子之「义」着书，以褒善贬恶……。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当李陵事件 

    时被死刑之罪，只因自己有欲完成《史记》之「志」，于是改受宫刑以保性命……，就算苟活也要利用有限的生命努力完成《史记》，这样就做到了「不令己失时」。……综上所述，司马迁将自己的传记纳入列传中，合乎志、义、时、名之原则。其志，先是来自父亲遗志，继而在＜伯夷列传＞中更可看出司马迁欲为历史人物立传之志。其义，他欲效孔子作春秋之使命感，此乃史官该有之义。当李陵事件时，若因此而死则失时大矣，因此他苟活只为成书。最后，司马迁即借着《史记》一书，垂名后世……被推为伟大的史家。

     5、课本10页阅读与探讨

     本教案转载自苏教版高中语文教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