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向就以一个诗国闻名于世，诗歌在中国就像一条永无尽头的的大河，浩浩汤汤，从迷濛蛮荒的远古一直奔流到文明灿烂的今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这个壮美的流程中，处在诗河下游的中国当代诗歌，面对威胁诗歌生存的一座座暗礁和一片片险滩，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冲了上去，自由与奴役、正义与邪恶、历史与现实撞击出朵朵飞腾的浪花，折射出迷人的光彩。 在一只脚已经踏入21世纪的门槛的今天，回顾那些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岁月，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见共和国的歌手们或挺拔或屈曲的歌姿。就让我们踮起脚跟，追随着他们时隐时现的背影，粗粗地打量一下当代诗歌渐进的轨迹。

    一、建国初期的诗歌（1949-1957）——从“欢乐颂”到“建设之歌”到“新生活的颂歌” 

    1、“欢乐颂”（或“新华颂”）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一声响彻宇宙的呐喊，中华民族从此结束了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屈辱历史；忍受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枷锁、饱受了八国联军铁蹄的践踏、经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八年侵略战争的屠戮和遭受了多年内战的煎熬的中国人民，也终于迎来了企盼已久的翻身。这是怎样的一种幸福！这是怎样一种大欢喜！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三十年代一直在长期的黑暗中渴求新生活、诅咒旧生活的诗人们，此时又怎能抑制住内心澎湃的激情？他们满怀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为新中国的诞生唱起了高亢的赞歌：郭沫若唱出了《新华颂》，歌唱新生的共和国；阮章竞唱出了《光荣属于伟大的毛泽东》，歌唱共和国的缔造者；石方禹在《和平的最强音》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我们是世界的大多数 /我们是和平的最强音 /我们不向他们企求和平 /而是命令他们不许战争”。

    他们豪迈的歌声，汇成了新中国的第一曲大合唱，雄壮的旋律长久地回荡在共和国的上空，回荡在黎明初绽的东方。 

    2、“建设之歌”与“新生活的颂歌” 

    1952年，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正像歌曲《社会主义好》当中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刚刚还在唱着新中国的赞歌、还未来得及喘息的歌手们，转身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生活展开了嘹亮的歌喉。诗人邵燕祥在《到远方去》中深情地唱到：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马上要登程去远方/心爱的同志送我/去天安门广场//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还没有铁路的影子/在我将去的矿井/还只是一片荒凉//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在遥远的荒山僻壤/将要涌起建筑的喧声”。 

    由此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歌颂也就很自然地转为对新生活的歌颂。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第一份成绩，初露头角的贺敬之在他的长达数千行的长诗《放声歌唱》中情不自禁地用怀疑的眼光打量起眼前的变化：

……这是在哪里？/在我的家？/我的街道？/在我们自己的土地？……/是什么样的神明/施展了/这样的魔力/生活呵/怎么会来得这样神奇？——/ 

    那时候虽然没有山水田园的小调，甚至也没有友谊、没有爱情的颂歌，但当时的人们并不感到单调、并不感到缺少什么，他们只是放开了喉咙、专注地歌唱，就像夏日的鸣蝉。

    历史在这里及时地拓宽了渐渐变得狭窄的诗歌的河床。1956年5月，在艺术上，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八字方针，诗歌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风格、体裁、形式也多样化。艾青写《礁石》、咏《启明星》、唱《养花人的梦》；流沙河在《草木篇》中开掘生活的哲理；公刘在《禽兽篇》中，郭小川则写《一个和八个》，公木则瞄准官僚作风，射出了《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一场反右倾斗争横扫文坛，一时间，作家和诗人们都小心翼翼地合拢了他们亮丽的喉咙，就连五四时期叱咤风云、以《星空》和《女神》名世的文坛泰斗郭沫若，此时也写出了粗糙浮浅的《学文化》和《学科学》。 对此，毛泽东发自内心地感叹道：“郭老郭老，人老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