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的教写作的教授，不知是天生智力不良欠点儿营养呢，还是长大后有人给打了一针怪药智力就出了偏差。反正那写作课是听不得的。它把本来聪明的人给教成了傻瓜。让他在以后漫长的一生中永远搞不懂作家是怎样写出作品的。我读书的时候，全亏高年级的一位有深智慧的老大哥（他叫宣文艺）传授给我的经验，才幸免于难。我一听要上写作课就赶紧把白铁皮特制的两只“马教授声音过滤器”戴在两边耳朵，才有幸保留下来一些残余的写作能力。这东西是去印刷厂后面的东风白铁社订制的，内层是密实的绵花，三个夹层填上了建筑公司修搂房用的隔音材料，里外的白铁表面涂了一公风分厚的隔音漆，像一堆牛冀，看起来实在不美观。但恶劣的环境下人是顾不上高雅审美标准的。不好意思哟。效果极好的实用价值掩盖了外观审美上的缺陷。东风白铁社独揽了本城七所大学的生意，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姓李的大师傅就说，“这东西做来麻烦一些，但比敲锑锅有赚头。”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申请了专利。我有一天偶尔路过，李师傅还拿出那个专利证书给我看，脸上露出一点喜色和骄傲。毕竟是第二个顾客嘛！下岗有点残酷流行的年月，该社竟完全没事一样还照给职工加工资。他们已经推出了第十二代耳朵隔音设备，名字也不是当年那个了，而是叫“新生代”。

      　　任何产品都有它的缺陷性，尤其是它刚刚发明出来尚未经过改朝换代的时间的洗礼的时候。比如爱迪生当年那个电灯泡，就几乎同天空中的闪电一样：一闪，就在漆黑的夜里消失得看不见了。爱迪生只好用手颤颤巍巍地在黑暗里摸他的灯泡。我当时用的“马教授”牌的问题是有些余音从合缝不好的缝孔处钻进来。第一堂课试用下来，我耳朵还是传进来半句话：“批叛现实主义，典型人物，典型风格，主题是揭露……”，我当时就蒙着觜笑，一边自言自语：“你才是典型人物！呵呵！”

      　　我戴着那玩意儿，自已以为是在窃窃私语，结果声音比旷野上的牛鸣还要粗壮，音质也是牛那种令善良的人们感到撕裂的那种悲怆之声（牛为什么天生有哪种声音呢？要是唱摇摇乐要顶二十个崔健）。教室里有些混乱起来，同学们的眼睛整整齐齐地向我放电。马教授过来敲敲我的桌子说：

      　　“听课要认真啦，

      　　千万别分心啦；

      　　山高有止境啦，

      　　艺高入天庭啦。

      　　学习乃革命啦，

      　　嘿！

      　　期终不及格噻！

      　　吼也不得行。“

      　　呵呵，革命快板文艺来了！马教随着着念他的这段快板书，一边回身往讲台上走。步子全踩在节拍上。“听课”蹋一脚，“要认”蹋一脚，“真啦”蹋一脚。每两个字一个节拍。有十来个女同学，也跟着他的节奏在坐位上蹋起脚来。

      　　这场教训下来后我仔细检查了一遍设备，对着太阳光照。我把最大的那个孔用黄泥巴堵起来。小孔我就用些木屑嵌进去，并用补鞋匠用的胶水粘了一遍，从外层打进铁钉加固了一遍。这一下真是全听不见了。掩耳拒马，让他的声音呆在外面，呆在教室里和其他人玩儿。

      　　我现在之所以还能在挣扎中挤出一点文艺作品来供世人享受，全靠当时那套设备。不然我写出来的要么是主题永远明确一辈子都在记的“记我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要么是不着边迹的酸臭浪漫；要么就是而今最流行的翻板快板书（多列在一些晚报的屁股上）。那么百花齐放的革命文艺路线就少一个人走了。所以，从我这种老一代的经验来看，我一直希望李师傅他们那个厂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我也就不计较他公然盗宣文艺大哥和我的技术据为已有还申请了专利这件事了。培养下一代嘛，搭上上一代的牺牲是伟大的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