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中兴 

      研究英美现当代文学，隔洋相望与登堂入室，感受是不同的。赵启光的《客舟听雨》就是一本登堂入室之作。他在美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并为美一所大学开创中国语言文学部，称得上是深人异乡，自然带来了考察的深人；仍为异客，则又表明这仍然是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水土不同，花果殊异。如果以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评论模式想当然地推测理解西方文学现象，则难免一厢情愿，文不对题。作者在异乡生活十年，耳濡目染，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产生的心理冲击有强烈体验，这无疑有助于他接近他的研究对象。西方现当代文学现象庞杂，现代派异象纷呈，现实主义也仍有它宽广的生存空间。这里重要的是，研究者不能作茧自缚。即使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也未必是我们习见的理想模式。可能他的艺术方法是很出色的，但思想却很平庸，不能超越流行观念，提出关于人生、社会和宇宙的任何独到的见解。作者瞩目的有当代“美国的契河夫”之称的契弗，就是这样的作家。在他的描写中产阶级平淡无奇生活的画卷中，没有提供任何济世良方，如作者所说，他的人生观与在美国市郊能碰上的随便哪一位白领人士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凭了一种微妙的力量，成为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这个力量就是他的写作技巧。与传统的个性化的方法不同，他的技巧之一是反个性化。如果我们只把艺术方法定于个性化一尊，那么这种研究在没有起步以前就停步了。契弗小说中的人物，差异的似乎只是机会不同。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所有的主人公都成了一个人——一个中产阶级男人的化身（女子是作为男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存在的）。结果人们没有固定的独立性格。你要从中找寻哈姆雷特、高老头、维特这种有典型性格的人物，无异于缘木求鱼。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综合体。而每一个综合体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和自己同类一致性地位的丧失是他们唯一害怕的东西。人物的无个性化，却把美国中产阶级栩栩心态和在美国生活方式下的苦苦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契弗风格是很难被熟悉现代派风格的读者所赏识的，他耐心地等待了几十年，直到晚年才被列人名作家的行列。他用朴实的新技巧充实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为当代美国文学开拓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领域。

      就像认为现实主义过时不符合西方文学现实那样，肯定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同样不能无视现代派在西方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任何一条文学溪流的出现，都有现实土壤为它提供河床。即使溪流污浊，那不也是反映了环境的污染？哈哈镜照出的人物固然滑稽可笑，却不是无中生有，那不过是现实人的放大扭曲变形而已。现代派的某些艺术方法尽管荒诞不经，但它采取放大扭曲变形的手法对资本主义环境下的“自我”及其无法摆脱的生存条件的表现，却具有震撼性的力量。在研究美国曾盛极一时的文学流派——黑色幽默时，作者对其艺术特色所作的剖析，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个不具备独创性思想、没有跳出美国当代文学“性和暴力”案臼的文学流派，能够驰骋美国文坛十余年，独到的艺术手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西方现当代文学研究上，有人强调的是作品本身的所谓“内在研究”，有人则把作家的思想及其社会生活实践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二者可以各有侧重，其实很难截然分家。作品不能离开作家，作家不能离开作品。作品有了影响，自然引起人们对作家的了解兴趣；对作家有了了解，反过来又会加深对作品的认识。作者的研究，没有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从实际出发，因人而异。对于我国读者所熟知的海明威的研究，作者努力发掘的是他的独特经历和他所创造的人物之间的精神联系。海明威因创造一批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子”形象而被西方论者称作“一头老狮子”。作者却把自己的论题定为《海明威的伤痕》。海明威一生受过无数次伤，他塑造的主人公也没有一个未曾受过伤。这当然不是巧合。作者在探索了战争、经济危机等因素给海明威身心带来的伤害后，特别提出海明威遇到的敌人里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对“美国之梦”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海明威，并没有从群众中发现力量的源泉。他像一个摇摇欲坠的走钢丝演员，拒绝扶住身旁的任何支撑物，认为取得别人的帮助是耻辱。给他安慰的是奋斗的过程本身，而不是奋斗的目的和结局。困兽犹斗式的悲壮气氛充满他的著作。于是作者以“海明威是一头受伤的老狮子”的论断显出自己的见地。对待究竟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而长期来被西方评论家争论不休的英国作家康拉德，作者的研究则是作家与作品并行，思想与艺术同步。他逐一拉开康拉德六部重要作品的帷幕，同时检视着他生活实践的脚步。他作品中的悲凉、雄伟、壮阔、深沉境界跟他以全世界为舞台、在世界几个不同民族文化区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交相掩映，读者能够感受到，多种文化的熏陶如何扩充了他的眼界、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和他的作品尖锐的内在矛盾及其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已经不是现实或浪漫一词所能简单加以概括了。

      研究西方现当代文学，既在了解他人，也在发现自己。不具备中国文化的丰富素养，这种研究就难免会“失去自我”。这本论集中的有些篇章，由于作者调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积累而熠熠闪光。这本集子末篇是论述中国传统意识在避暑山庄中的体现的长文。文章阐述避暑山庄所体现的儒、道、佛、皇舆、诗的境界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显示了作者的中国哲学、宗教、文学的扎实功底。作者把此文的写作看作是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西方文学以后再次回到中国文化的象征。正是这种中国文化的根底，使作者的西方文学研究立足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集的后半部分，收进所译的被论述作家的代表作，评论和原著相互印证，增加阅读兴趣，也为读者的赏鉴留下了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