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我对朋友这么说过。

      大陆是母亲，不用多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后土。那无穷无尽

      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不但是

      那片后土，还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龙族。还有几千年下来还没有演完

      的历史，和用了几千年似乎要不够用了的文化。我离开她时才二十一岁呢，再还乡时已六十

      四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长江断奶之痛，历四十三年。洪水

      成灾，却没有一滴溅到我唇上。这许多年来，我所以在诗中狂呼着、低呓着中国，无非是一

      念耿耿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会魂飞魄散，被西潮淘空。

      当你的女友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乡情落实于地理与人民，而弥漫于历史与文化，其中有实有虚，有形有神，必须兼容，

      才能立体。乡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义会起政治的作用。把乡情等同于民族主

      义，更在地理、人民、历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种“四舍五入”的含混观念。朝代

      来来去去，强加于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有文

      化，却没听说过武化。要动用武力解放这个、统一那个，都不算文化。汤玛斯·曼逃纳粹，

      在异国对记者说：“凡我在处，即为德国。”他说的德国当然是指德国的文化，而非纳粹政

      权。同样地，毕卡索因为反对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背叛祖国”。

      台湾是妻子，因为我在这岛上从男友变成丈夫再变成父亲，从青涩的讲师变成沧桑的老

      教授，从投稿的“新秀”变成写序的“前辈”，已经度过了大半个人生。几乎是半世纪前，

      我从厦门经香港来到台湾，下跳棋一般连跳了三岛，就以台北为家定居了下来。其间虽然也

      去了美国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台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双

      城记》不在巴黎、伦敦，而在台北、高雄。

      我以台北为家，在城南的厦门街一条小巷子里，“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蛰居了二

      十多年，喜获了不仅四个女儿，还有廿三本书。及至晚年海外归来，在这高雄港上、西子湾

      头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载。厦门街一一三巷是一条幽深而隐秘的窄巷，在其中度过有如壶底的

      岁月。西子湾恰恰相反，虽与高雄的市声隔了一整座寿山，却海阔天空，坦然朝西开放。高

      雄在货柜的吞吐量上号称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风涛。诗人晚年，有

      这么一道海峡可供题书，竟比老杜的江峡还要阔了。

      不幸失去了母亲，何幸又遇见了妻子。这情形也不完全是隐喻。在实际生活上，我的慈

      母生我育我，牵引我三十年才撒手，之后便由我的贤妻来接手了。没有这两位坚强的女性，

      怎会有今日的我？在隐喻的层次上，大陆与海岛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写过《断

      奶》一诗，而以这么三句结束：

      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

      断奶的孩子，我庆幸

      断了嫘祖，还有妈祖

      海峡虽然壮丽，却像一柄无情的蓝刀，把我的生命剖成两半，无论我写了多少怀乡的

      诗，也难将伤口缝合。母亲与妻子不断争辩，夹在中间的亦子亦夫最感到伤心。我究竟要做

      人子呢还是人夫，真难两全。无论在大陆、香港、南洋或国际，久矣我已被称为“台湾作

      家”。我当然是台湾作家，也是广义的台湾人，台湾的祸福荣辱当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时也

      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国人了：华夏的河山、人民、文化、历史都是我与生俱来的“家

      当”，怎么当都当不掉的，而中国的祸福荣辱也是我鲜明的“胎记”，怎么消也不能消除。

      然而今日的台湾，在不少场合，谁要做中国人，简直就负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马，却要

      说白马非马。这矛盾说来话长，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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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情人，因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缘分，最后虽然分了手，却不是为了争端。初见

      她时，我才二十一岁，北顾茫茫，是大陆出来的流亡学生，一年后便东渡台湾。再见她时，

      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学的教授，而她，风华绝代，正当惊艳的盛时。我为她写了不少

      诗，和更多的美文，害得台湾的朋友艳羡之余纷纷西游，要去当场求证。所以那十一年也是

      我“后期”创作的盛岁，加上当时学府的同道多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辈出，蔚然

      乃成沙田文风。

      香港久为国际气派的通都大邑，不但东西对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乡兼胜，

      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观光客多半目眩于她的闹市繁华，而无视于她的海山美景。九龙与香

      港隔水相望，两岸的灯火争妍，已经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况更翻一倍。至于地

      势，伸之则为半岛，缩之则为港湾，聚之则为峰峦，撒之则为洲屿，加上舟楫来去，变化之

      多，乃使海景奇幻无穷，我看了十年，仍然馋目未餍。

      我一直庆幸能在香港无限好的岁月去沙田任教，庆幸那琅寰福地坐拥海山之美，安静的

      校园，自由的学风，让我能在文革的嚣乱之外，登上大陆后门口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

      心心写了好几本书。于是我这“台湾作家”竟然留下了“香港时期”。

      不过这情人当初也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有点刁妮子作风。例如她的粤腔九音诘屈，已经

      难解，有时还爱写简体字来考我，而冒犯了她，更会在左报上对我冷嘲热讽，所以开头的几

      年颇吃了她一点苦头。后来认识渐深，发现了她的真性情，终于转而相悦。不但粤语可解，

      简体字能读，连自己的美式英语也改了口，换成了矜持的不列颠腔。同时我对英语世界的兴

      趣也从美国移向英国，香港更成为我去欧洲的跳板，不但因为港人欧游成风，远比台湾人为

      早，也因为签证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年代初期大陆逐渐开放，内地作家出国交流，

      也多以香港为首站，因而我会见了朱光潜、巴金、辛笛、柯灵，也开始与流沙河、李元洛通

      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认定她只是一块殖民地，又诋之为文化沙漠。一九四○年三月五

      日，蔡元培逝于香港，五天后举殡，全港下半旗志哀。对一位文化领袖如此致敬，不记得其

      他华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胡适当年去世，台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称为文化沙漠

      吗？至于近年对六四与钓鱼台的抗议，场面之盛，牺牲之烈，也不像柔驯的殖民地吧。

      欧洲开始成为外遇，则在我将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践欧土，是从纽约起

      飞，而由伦敦入境，绕了一个大圈，已经四十八岁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头，更已

      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点“迟暮”，季节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独游。临老而游花都，总不

      免感觉是辜负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说：“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一个人略谙法国艺术有多风流倜傥，眼底的巴黎总比一般观光嬉客所见要丰盈。“以前

      只是在印象派的画里见过巴黎，幻而似真；等到亲眼见了法国，却疑身在印象派的画里，真

      而似幻。”我在《巴黎看画记》一文，就以这一句开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艺都，更是欧洲之都。整个欧洲当然早已“迟暮”了，却依然十分

      “美人”，也许正因迟暮，美艳更教人怜。而且同属迟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风格差异。例

      如伦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庄，至于巴黎，则不仅风韵犹存，更透出几分撩人的明艳。

      大致说来，北欧的城市比较秀雅，南欧的则比较艳丽；新教的国家清醒中有节制，旧教

      的国家慵懒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尔摩虽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冬长夏短，寒光斜

      照，兼以楼塔之类的建筑多以红而带褐的方砖砌成，隔了茫茫烟水，只见灰蒙蒙阴沉沉的一

      大片，低压在波上。那波涛，也是蓝少黑多，说不上什么浮光耀金之美。南欧的明媚风情在

      那样的黑涛上是难以想象的：格拉纳达的中世纪“红堡”（Alhambra），那种细柱精雕、引

      泉入室的回教宫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灯，也不会赫现在波罗的海岸。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欧洲的传统建筑之美总会令人仰瞻低

      回，神游中古。且不论西欧南欧了，即使东欧的小国，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后”，其传统

      建筑如城堡、宫殿与教堂之类，比起现代的暴发都市来，仍然一派大家风范，耐看得多。历

      经两次世界大战，遭受纳粹的浩劫，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摧尽这些迟暮的美人，一任维也纳与

      布达佩斯在多瑙河边临流照镜，或是战神刀下留情，让布拉格的桥影卧魔涛而横陈。爱伦坡

      说得好：

      你女神的风姿已招我回乡，

      回到希腊不再的光荣

      和罗马已逝的盛况。

      一切美景若具历史的回响、文化的意义，就不仅令人兴奋，更使人低徊。何况欧洲文化

      不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远非美国的单调、浅薄可比。美国再富，总不好意思

      在波多马克河边盖一座罗浮宫吧？怪不得王尔德要说：“善心的美国人死后，都去了巴

      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西子湾●

      （原载《人生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