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部分诗歌期刊 

　　20世纪的中国新诗走的是一条坎坷而又辉煌的路。新诗的开创者及后继者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走过的路上植下了一株株的苍松与翠柏，杨柳与夭桃……如今，当我们沿着这条浓荫覆盖、绿叶扶疏的诗路漫步的时候，时有馨香阵阵飘过，时有幽花跳荡在眼前，我们不时停下来驻足欣赏，充满了对前辈诗人的感激与敬仰。

　　20世纪中国新诗走过的路，是一条在新旧文化剧烈冲撞中除旧布新的路。直到“五四”之前，中国诗坛还是旧诗的一统天下。尽管旧诗曾有灿烂的过去，但到了上个世纪初，已成强弩之末。它那固定的格局、森严的格律，已使它很难容纳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读者的审美要求。新诗的倡导者们呼吁语言和文体的解放，主张废除陈旧的格律、已死的典故，其着眼点当然不仅仅在于形式，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新诗人们怀着极大的勇气，向旧诗所代表的传统思想与美学观念发起挑战。

　　20世纪中国新诗走过的路，又是一条中西文化冲撞、交流并融合的路。历来的文学革命，其倡导者为了冲破巨大的阻力，往往会从两个方向上去寻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张“复古”大旗，其实质则是革新，唐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西方的文艺复兴，即属于这种情况；或是面向外国，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文学革命之火。新诗的创始者们采取的便是这后一种办法。郭沫若坦诚地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意图。”（《一个宣言》）这种看法，实际成为那一阶段诗坛先进的共识。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艺思潮已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不过，这三大文艺思潮对中国早期新诗人的影响却不是同等的。客观上说，外来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受着当时的国情制约的。从新诗诞生的情况看，创始者们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郭沫若从歌德、雪莱、惠特曼那里汲取营养，那狂飙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扩张，在除旧布新中得到永生的渴望，均使他的诗歌显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刘半农、刘大白、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诗作则多揭示当时社会中种种黑暗与不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导致艺术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实描绘社会弊端的诗篇，又由于写得太“实”而失去了诗味；大革命后的普罗诗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直接说教的倾向。特别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的现代主义。二十年代中后期，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等，借鉴西方的象征主义，建立了我国的象征诗派。到了三十年代，围绕着《现代》杂志，以卞之琳、废名、何其芳、金克木、林庚、施蛰存等为主的现代派诗人群体应运而生。这种现代主义潮流到四十年代为一批更年轻的诗人所发扬和推进，围绕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形成了一个新的现代诗派即“九叶派”。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诗人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诗歌固有特色，对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又有扬弃的。除去上边提及者外，还有一些在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如冰心、徐志摩、冯至、臧克家、艾青、田间等，无不是从取法于西方开始，但没有跟着西方诗人亦步亦趋，而是把西方的东西与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起来，结果他们的作品有西方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决非西方诗的翻版，有中国诗歌的某些传统风貌，但又不是“国粹”式的传统诗。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中孕育并成长的。这种冲撞，使我们的新诗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无尽无休的责难、争论与困惑，而且这种责难、争论与困惑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新诗期的诗坛——回想一下围绕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争论，以及伴随韩东、于坚等后朦胧诗人而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不过，这不是坏事。可悲的倒是扔进一块石头也溅不出半点涟漪的一潭死水。西方文化的引入打破了旧诗的一潭死水的局面，两种文化的冲撞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新诗这活跃的、可爱的精灵，便是在两种文化冲撞而打开的辽阔空间里自由翱翔的。

　　当我提笔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要来临。常识告诉我，一个完整的时光段落的起迄与历史的转折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一个完整时段的起讫又往往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像百年起讫特别是千年起讫这样的重要的时刻，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能赶得上的，因而必然会使人，尤其是对时光流逝最为敏感的诗人，触发丰富的诗情与无限的感慨。最近我读到了一首题为《世纪末的中国诗人》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那就让该熄灭的成为灰烬／该被吹散的不必留踪影——／而我却在贫寒中苦苦地／精心守护着艺术的火种”这种对诗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折射出世纪末每一个诗坛守望者的心态。因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在诗人的不懈努力和读者的关爱下，21世纪的中国新诗将会有一个充满朝气的、璀璨的未来。 

吴思敬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