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生

（原载青岛日报《 当代教育》第十一期） 

    读了贵报4月22日邵竹君先生的文章《语文的悲哀》后，顿感万分悲哀，没想到自己十几年语文教学竟是在进行“八股教育”，做了十几年的悲哀角色尚不自知，岂不哀哉痛哉！冷静下来后，心平气和的想了想，觉得人家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但总觉得骨鲠在喉，还是说说的好。

    语文不悲哀，首先教材不悲哀。以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所选文章从内容上说，有叙说历史事件的，有抒写人间真情的；从体裁上讲，有散文、小说、戏剧、诗歌；从表达方式上有记叙、抒情、议论、说明、描写；从语言形式看，有古文、现代文；从背景看，古今中外各个不同的时期都有；从文章的作者来看 ，除了革命家，便是文学家、诗人或科学家、学者。可以说，篇篇文章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精品，都是感情上、语言文字上、逻辑结构上的典范，如果把这些文章结成一部文选出版的话，我想比社会上泛滥的那些“集”、“选”要强百倍。学这样的文章，能悲哀吗？

    学习，就是要学陌生的知识，会了，熟悉了，谁还会去学呢？文章对学生来说陌生，这是很自然的。人们的知识来自两个途径：一是间接经验，二是直接经验。学生通过 学习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经验积累，将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生活，这是很正常又很自然的道理。况且，学习过程本来就是一个沟通思想、情感的过程，困难肯定存在，但也不至于“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就教材所选的文章为例，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吴晗的《谈骨气》、陈毅的《梅岭三章》、臧克家的《有的人》、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等，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可都是我们过去倡导、现在倡导、将来肯定还要倡导的思想，学生怎么能进入不了“思想的吸收”呢？又如，鲁迅的《藤野先生》所记叙的严谨治学的老师，朱自清《背影》那感人的父子深情，朱德《回忆我的母亲》中对勤劳善良母亲的热情歌颂，还有魏巍的《我的老师》，杨朔的《荔枝蜜》等等，这些文章所表达的父子、母子、师生之情，从古到今，时刻伴随着每个人的一生历程。对于学生来说，这也是他们生活中切切实实接触到的，学这样的文章，又怎能进入不了“情感的激动”呢？再如朱自清的《春》中那嫩绿充满生命力的小草，鲁彦《听潮》中那梦一般的意境，冰心《小桔灯》那提着小桔灯的小姑娘，更有古代的《出师表》、《陋室铭》、《岳阳楼记》、《石壕吏》、《卖炭翁》，现代的《天上的街市》、《海燕》等等，这些作品所描绘的优美的意境，学生又怎么能无法进入“审美的愉悦”呢？如果硬说进入不了，我想那也是方法的问题，与教材何干？

     说教材有“大量无用的内容的介入”，我真弄不清这一结论是从何而来，作者只是举了“语法”一例来加以说明，说是“全无用处”。为此我也不想多费口舌，也仅举语法一例：复句中分句间的关系，如果不明就里把因果关系弄成转折，把条件弄成递进，这样说的话，作的文，谁人能听懂读懂？诚然这里面有个语言习惯问题，即读的多了，形成了一定的语境，便不太会出现这类情况。但通过学习，再来指导你的阅读，不是更好吗？

语文考试不悲哀。标准化考试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也不想说，单说考试的内容。第一，考试的内容有背诵，也有阅读理解的，还有作文，并非单单一个“背”字。第二，背诵应不应该的问题。字不应该背吗？如果不记准那些字的音、字的形，又怎么能形成读与写的能力？我不明白《悲哀》一文的作者是怎么写此文章的，是“背”着写的呢？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字典写的？同样，词语也要背，课文要背，文学常识也要记住一些，这不是因为考试要考，而是培养语言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有些东西作为“常识”来说，也是应该记住的，如其不然，就让关公去战秦琼，让高尔基加入中国籍，又有什么可笑的？当然，我们反对一味的死记硬背，我们要求的是理解基础上的记忆。但如果说背诵就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这也未免太绝对了。

     作文教学也不悲哀，就以那“几个高度雷同的题目”而论，《我的老师》何止千万，《一件小事》又何止亿万。雷同的题目并不表示雷同的内容。我们的学生白天在校上课，晚上回家写作业，他们所经历的也就是这么“两点一线”，肤浅的阅历，使他们很难写出深刻的作文来。我想，这是个如何看待、评价学生作文的问题。是用成人的眼光、文学家的眼光、评论家的眼光去审视，还是用孩子的眼光、儿童的心理去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