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一个大辉煌又大混乱的时代，对于习惯了安邦治国平天下衷心儒家之道的文人来说。短短百年里，这些文人都或多或少的捧出了自己呕心沥血足以垄断一个时代的作品，让元曲得以和淬炼了三百年的唐诗、宋词同列，这是他们傲视后人的大辉煌。而擎着八斗的文采却只能混迹于勾栏舞榭，为生计奔波，这大概就是一种混乱吧！

      从一代大儒董仲舒献“天人合一”说把儒家推上独尊的宝座开始，从短命的隋炀帝不经意间创设科举制开始，读书便成了下层百姓“摇身变凤凰”的最佳途径。做一个“清贫”的书生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傲视他人的资本；于是，只要条件稍能允许，才俊们就会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历史走到元代，像被沟坎拌了一个趔趄，改了频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准备苦读报国的书生们突然发现，远在草原尚未开化的野蛮的蒙古人竟然闪电般骑到了自己的头上，代替了原本要报的“国”。他们愕然：蒙古人不像那些曾经出现在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依靠汉族精英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无视汉民族积累了千年的文化，任凭自己的铁骑风卷残云般扫过闪着光的精美瓷器一样的各等文明。

      在困惑的文人眼里，历史恍惚开了一个玩笑……

      稳定下来后，元代统治者迅速的把全国各族百姓划成4个等级，高高在上的自然是蒙古人，但第二等竟然是弱小而且落后不过是早早依附蒙古的色目人和维吾尔人，最后一等才是原南宋统治下的标准的汉族人。正稳下心神想待价而沽在胡人的朝堂上展示文明力量的文人们赫呆了，在彪悍的马上抡着弯刀取得天下的蒙古人强硬的做法让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仅仅是开始，接着运转了几百年的科举考试突然被停止，社会上流传起了这样的行业排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尼、九儒、十丐。

      这些本来要成为宰相成为尚书成为国家砥柱的读书人，在“学而仕”这个奇怪的体系被剥除后，发现自己变得一无是处，成为乞丐一样的人。他们的才华再也无法用到济世救民的煌煌大道上。一个可怕的事实，书生们除了已有的满腹的诗书，几乎没有其他维持生计的依仗。流连于山水的高洁已成画饼。这群将要创造出“伟大”的不幸者只能浪迹于大邑通衢的勾栏戏院，靠填词作曲混一口饭吃。身在其中，他们终于看到了一直就生活在最底层的奴仆歌伎们的悲惨生活。如同宋代的歌台楼榭，借柳永之手开拓了宋词悲欢离合的气象一样，那血淋淋的人生终于渗入了元代文人的桀骜之心。这些落魄的书生啊，终于把自己的才情甚至身心完全投入进戏曲——原本仅仅是维持生计的行当之中。

      这是我们的大幸，这是他们的大幸。正如此，今天才有了朴实凝炼却让我们低首慨叹的《天净沙•秋思》，才有了格式奇特又让我们忍俊不忍的《咏叹调•高祖还乡》，才有了让世人深信“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西厢记》，才有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梧桐雨》，才有了感动天地的《窦娥冤》和奇异浪漫的《倩女离魂》，才有了以短短百年的创作却足以和盛唐的诗、两宋的词并肩的元曲。

      历史很快回到正轨，书生们又重返上八股的仕途之路。但是，辉煌的王侯将相们很快就消失在历史的暮霭中了，至多不过是成为史书上一个记录时间的符号。元代的这些伟大的不幸者啊，却轻松的跨越时空，鲜明的活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求索者去寻找他们的意义。

      元代文人是不幸的，元代文人又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