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化清

      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闯进了“全国中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观摩课竞赛”的大厅。那次，我见到了魏书生，听了魏书生的示范课和报告。我觉得魏书生是一个朴实的人，实干的人，聪明的人，高尚的人。

      十多年来，他的人格魅力，崇高精神，治学风格，教育方法，无时不影响着我的言行。说起来有点惭愧，我仅有的一点教育情结，是他给予的；我首次摘抄的教育文章，是他的教育教学艺术；我首次买的教育著作，是他的教育实践及其探索。

      十多年来，我无时不关注着他的行踪，无时不关注着他的成果，无时不关注着他的地位。比如，在什么地方讲学啦，又写出什么著作啦，当上教育局长啦，还在代班上课啦，等等。无疑，我成了他的一名十足的追星族。

      但是，当我看了《人民教育》上他的一篇文章时，我着实吃了一惊。说实话，我不怀疑他管理班级的才能，我更不怀疑他管理学校的才能，可是，学校是一块“净土”，而行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他要管好这些人和事，得去顺应，得换个法子。然而……

      他居然把每年的市局行政会控制在六次以内；

      他居然把70%的会议控制在3小时以内；

      他居然还担任一个班的语文教学；

      他居然不照顾局领导的子女考学和就业；

      他居然把小汽车数量控制在编制标准之下；

      他居然给来访者不设接待宴；

      ……

      这如此多、如此狠的对时下流行体制的“否定”，会不会弄出乱子？会不会影响他的位子？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凭自身的廉洁和有效的机制，把复杂的行政社会培育成了一方“净土”。他靠的是什么？请看：

      每年的1月15日，做年度计划；

      每年的正月初一，市局领导给全市烧锅炉的师傅拜年；

      每年的正月初八，局领导班子恭候同志们上班；

      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天，局领导班子都要深入学校听课；

      每年的8月16日，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参加聘用考试；

      ……

      他靠的正是自身的实践和一系列实践的制度，把复杂的行政管理工作变成了“学校教育”，促使人们养成好习惯。

      十多年前做报告，他说得最多的话是“少说多干”，十多年后，他仍然说着“少说多干”，不过处处加上了“领导带头”。

      在现实生活中，要做到领导带头，不容易；要做到少说多干，更不容易。要是这两点都做到了，奇迹就会创造出来。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了算，定了干，一不做，二不休”，魏书生所倡导和践行的，正是我们的教育，或者说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需的，但又是我们做得不够好的。我们的好多工作是“亚铃型”的——开始时制定一个宏大的计划，结束时来一个庞大的总结，而中间这个漫长的实施过程则是一条细线。由于思路不清晰，稍一遇到其他事情的干扰，这根细线就断了。学习魏书生，迫切需要我们制定一个清晰的工作思路，定好方向，坚定不移地去实践——计划简单易行些，总结实际些，而实施过程扎实些，——这样的实践就不是“亚铃型”，而是“纺棰型”了。实践证明，只有当我们把思路、决策、规划、部署变成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时，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成效。不管做什么事，最终赢在执行，赢在行动，赢在落实。外国人说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计划”，就是这个道理。

      十多年前，魏书生的胸前佩戴着周恩来纪念章，十多年后，他仍庄重地戴着那枚像章。他说，周总理佩戴“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是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他佩戴周恩来纪念章，就是以周总理为榜样践行为人民服务。

      魏书生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但他“出於泥而不染”，勤奋学习，大胆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终于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特级教师。成名之后，他仍以平常心态做人、做事、管理，在自己的岗位上实践着为人民服务的诺言，被誉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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