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系之舟

      反讽本来是古希腊作家早已熟练运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原先指的是说反话，说话者的本意是挖苦，表面上却像是颂扬。在文学文本细读中，反讽更多地是被当作修辞技巧，它与单纯的讽刺不一样，就是作家竭力掩饰自己对被描述对象的否定、厌恶、敌视，似乎是肯定的、友好的，至少是中性的、客观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对对象的抨击鞭挞更加深刻有力。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小说的艺术》中则明确地指出反讽是“无所不包，清澈见底而又安然自得的一瞥，它就是艺术本身的一瞥，也就是说他是最超脱的、最冷静的、由未受说教干扰的客观现实所投出的一瞥。”这是一位老练的作家对反讽艺术精髓的把握。鲁迅作品里的反讽大多是这种不动声色的“一瞥”，单纯语句上的反讽场则见于诗歌和散文。李商隐《贾生》中的“求” “访” 就比较耐人寻味。

      《史记•.屈贾列传》记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有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上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李商隐却独具匠心，写出新意。 贾谊，西汉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但由于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多年以后，文帝求贤访臣，本应是探讨国家大事，向贾谊询问治国的方针策略，没想到却是问鬼神之事。李商隐抓住这一不为人们所注意"问鬼神"之事，运用反讽手法，造成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强烈的讽刺效果。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起笔从正面着手，丝毫不含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心意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真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贾生才调"用"更无伦"来赞叹，令人心仪贾生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文帝与贾生探讨不知不觉竟"夜半前席"，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通过这个细节的渲染，把文帝由"求"而"访"而"赞"而对贾谊之才的推重推向最高点，但转折的笔调也在之高潮之中开始了，不过，诗人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即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了"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而之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好像比不上"可悲""可叹"情感色彩来得更强烈，但与后一句"不问苍生问鬼神"一起与前两句形成强烈的反讽。一个帝王，如此郑重求贤，虚心垂询，对贾生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让我们以为是在商讨治国安民之道，结果却是为"问鬼神"的本源问题。这是怎样的求贤？而贾谊满腹经纶和安邦治国之道，王上不稳他这些大老远地召来，却是被问鬼神之事。这是帝王的悲哀，还是贾谊的悲哀？在这强烈的反讽之中，我们看到一个帝王一个臣子的悲哀，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悲哀。教师在具体课本分析时，可指导学生注意几种反讽应用的形式，以利学生理解文本的深层意蕴。

      (一)情境反讽

      指小说所展示的场景和人物的言谈举止与叙述者真实的情感和倾向形成强烈反差，从而完成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嘲弄。例如，注意鲁迅在《祝福》的结尾的情境设置：他让鲁镇的人们沉浸在新年将近的喜庆气氛中：“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片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而“我”的感觉是：“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天地圣众”也就是福神、灶君之类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实际虚无缥缈，作者写来却如在目前，他们真的能给鲁镇的人们带来幸福吗?这其实可以理解为鲁迅对麻木、冷漠、无情的鲁镇社会绝妙的讽刺。而这段情境凸显的真意就是：鲁镇的人们根本无法得到“无限的幸福”。 综观全文，“我”“懒散而且舒适”，“天地圣众”“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都是“言非所指”，言此及彼，都有反面的命意。“我”之懒散舒适，正表现了“我”在鲁镇社会中的无可奈何。此种无可奈何，令隐藏着的作者，令我们读者于“我”之懒散舒适中感到无限哀痛、绝望之情绪；而“无限的幸福”，在祥林嫂悲剧命运面前，又是如此之荒唐，如此之可笑。反讽性的结尾，表达了鲁迅先生对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和旧中国之象征的鲁镇的冷峻批判。

      (二)结构性反讽

      结构性反讽指作者有意把作品的故事人物和结构框架，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平行，从而在处处对照和比较中完成作品对神话的反讽性突出。例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就是一部将作品和《圣经.新约》中所记基督受难和复活的遭遇平列在一起的小说。作者通过描写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琐事，巧妙地用基督的庄严与神圣来反衬康普生家子孙的猥琐、自私和相互仇视，从而给作品增添了一层浓厚的反讽色彩。白鹿原》与《百年孤独》都把两极对立性因素的对照，作为营造结构性反讽的原则和手段，即通过对悖反性因素——悲与喜、顺与逆、雅与俗、严肃与荒诞——的对照性组织，以获得一种反讽效果。白性和鹿姓作为姓氏，阿卡奥和奥雷良诺作为名字的对照性结构，不仅显示了不同的角色定位或性格特征，而且形成了有趣的反讽性对照。神话与现实、越验的力量与人类愚妄的营谋，也形成了对照性反讽图式。

      (三)态度反讽

      叙述者的叙述与叙述对象之间形成一种有意的、表里不一的关系，此为叙事态度反讽。或表层的赞誉与骨子里的深恶痛绝;或表层的憎恶与骨子里的赞誉，构成一种有意的、有意味的错位，事实真相往往成了叙述者叙述语言的“反面注解”。例如，在《祝福》的中间部分，“我”得知祥林嫂死了，鲁迅在雪夜的沉寂气氛烘托下，有这样一段话：“我独自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活着没有趣味的人，就不要活下去，让那些看到她就讨厌的人能不看到她，为人为己都不错。这是鲁迅极度愤怒和悲痛时的反语。鲁迅正是通过反讽的运用，来加强祥林嫂悲剧的控诉力量。又如，在鉴赏《林黛玉进贾府》时，学生可思考：如何理解《西江月》二词对宝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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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绍贾宝玉，说贾宝玉是一个“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说“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只休信他”。可是小说的上下文（语境）又“歪曲”了《西江月》和王夫人的“陈述语”。你看作者写宝玉出场，从肖像描写，到言谈举止，以及林黛玉的心理感受“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这些都告诉我们宝玉是一个英俊潇洒、可亲可爱的青春少年。显然《西江月》和王夫人的陈述，是“言非所指”。作者于此处采用的方法，正可看作反讽手法。王夫人所言和引用《西江月》愈将宝玉批得一无是处，就愈能表现宝玉的叛逆性格。愈显得宝玉这一形象的光辉。同时，也就愈有力地揭示了僵化庸俗的封建世俗观念的荒谬：将一个被周汝昌先生称为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于一身的“真人”，视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不肖子弟”。小说从而构建了对宝玉所生存的环境及此环境中的庸俗观念的有力讽刺。学生通过讨论可明白：作者模拟封建正统派的口吻，来讽刺宝玉，认为他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国家、家庭已无法对他寄任何希望。但实际上是贾宝玉不愿与当时上层社会的庸俗官吏结交应酬，不愿遵守封建礼规，不愿读八股文章，不愿走科举做官的道路，作者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正文反作的方式，揭示了宝玉的叛逆性格。在看似讽刺、嘲弄的字面义之下，表现着与这表面的意义相反的另外的意义，这就是反讽。

      (四)性格反讽

      指人物的真实本性和他们的言行形成明显的反差，从而构成对人物的强烈的讽刺，这种反讽在文学作品中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在《守财奴》中，葛朗台抢了女儿的梳妆匣，气昏了妻子，于是到密室里拿了一把金路易，“摔”在床上，嘴里说要送给太太女儿，但一边说一边把钱“拈着玩”。当女儿说不需要钱时，他赶紧把钱“装”到袋里。葛朗台嘴里说着好话，很大方，但狂热的金钱崇拜又使他对钱爱不释手。一系列动词暴露了人物的真实思想和本性，从而完成了对这个守财奴的强烈反讽。

      反讽通过一定的叙述技巧形成作者与叙述者、人物及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并在阅读中达到表里不一的暗含嘲弄否定的独特效果。它涉及到作者与读者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是一种机智地表现嘲弄的双重意义的叙述，体现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在道德上相悖或相反的一种反常关系。在反讽叙事过程中，作者采取各种叙述方式，成为反讽信息的发送与实施者：叙事文本作为反讽叙事的具体呈现，是作者和读者交流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读者不只是反讽作用的对象，同时积极地参与建构叙事，与作者交流对话。所以将反讽引入语文教学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文本解读的内在要求。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硕士 倪效思 在国家级省级语文教育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联系电话 13153081992 现通讯地址：山东郓城黄集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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