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颁布了“关于清帝逊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退位的清帝暂住紫禁城，并保留了部分皇室的待遇。

          当时溥仪年幼，加上身边老臣们哄骗，对政治上的变动知道很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紫禁城外的事物越来越感兴趣，还知道了白话文运动，竟读过胡适的诗集《尝试集》。当从洋教师庄士敦口中得知电话这个东西后，不管老臣们“西洋奇技谣巧，祖宗是不用的”一类反对，迫不急待的在养心殿里装了一部。

          1922年5月17日，胡适接到一个电话，竟是溥仪打来的，说对白话诗很感兴趣，约胡适进宫谈谈，胡适答应了，并在去之前特意访问了庄士敦。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相关情况：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的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就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宫中人劝阻，他不听，竟雇汽车去看，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过我的《尝试集》，故我关庄士敦和宣统一部《文存》。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5月30日，胡适与溥仪第一次会面，胡适作了详细的记载：

          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已起立，我对人他行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做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然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不是好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了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来想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到。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到的书，可以告诉我。

      很快针对胡适进宫一事，媒体爆炒，争相歪曲报导，如“胡适请求免拜跪”“胡适为帝者师”，开始胡适并未与日理会，到了后来事情越演越厉，胡适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其中说道：

          清宫里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此后，胡适对媒体的指责置若惘闻，我行我素，又在1924年5月，进入紫禁城，揭见宣统。

          在同年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软禁了总统曹锟，并将溥仪从紫禁城赶了出来，胡适对此很不满，还上书给民国政府。其中说到：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各国际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人们对清王朝腐朽的政权深恶痛疾的感情用事，是可以理解的，但胡适在当时能以冷静的心态，从人道、法制、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去看待溥仪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在思想上高出了当时空有一腔革命热血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