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尘

      从小就对“学问”一词心怀敬意，继而对能“做学问的人”也充满仰慕。

      后来上了大学，老师说：“现在的文科生国学底子太差，将来很难做学问。”

      只因老师这一句话，便去图书馆抱来一堆孔孟程朱，发愤读了一通——我当然属于

      “现在的文科生”却又对“学问”很神往——结果是囫囵吞枣，有如“风过驴耳”。

      于是老师又提示：不妨读读钱钟书。潜台词的意思很明白，钱老就是个大学问家呵！

      而老师本人则是位“钱学”研究者，且有专著面世。再试一回，效果仍不理想，一

      番自嘲之后遂不再做“学问”的梦想。有意思的是，钱老的书虽未能“点化”我的

      榆木脑袋，可有关“钱学”的大量研究著述倒让我读出了一种治学心态——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

      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一本书，封面上大大印着四个字：文化昆仑。心里怦然一跳，

      谁有这么大的头衔？当年郭沫若称赞毛泽东也不过是天上有两个太阳而已。再一细

      看原来是钱钟书，这是一部研究钱老的论文集，且撰写者大都是有头有脸的学界精

      英，很权威，绝非一般毛头百姓的跟风起哄，尽管通篇赞扬、溢美之辞扑天盖地。

      也难怪，王朔谁都敢骂足够勇敢吧？但我们似乎还未听他有一言半语沾过钱老。由

      此我想起了另一句话：高山仰止。这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是同一种心态。那座

      山究竟有多高？能引得无数文人尽折腰？《围城》无疑是这座山峰最坚实而广大的

      基础，看的人多，评的人也多；半山腰是《谈艺录》、《七缀集》，已经是有点儿

      在云中雾里了；而山顶上就是那号称壁立千仞的《管锥编》，正是这部巨著成就了

      山顶一派金光笼罩。

      我也买了一套《管锥编》，却只能把它当字典用，因为它的确是广博、甚至是

      杂博的。而“博学”恰恰是“朴学”家的一大特色。朴学即考据学，发端于明末清

      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当时巨大的社会动荡使顾、黄等一干儒士反观宋明理

      学，以整肃典籍为己任，反省自身；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穷经研史，由此开一代学

      风之先。其出发点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其学术目的是“摒宋复汉”，治学方法上

      有些近似于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波普尔将其证伪学说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

      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的驳斥，剥下柏拉图所披着的苏格拉底的外衣，以还苏格

      拉底的本来面目。朴学的真正兴盛是在乾嘉之世，注经注诗之风蔚为大观，著作与

      才子也层出不穷。但由于满清严酷的文化统治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惰性，治学

      渐由“经世致用”转而钻进“象牙之塔”，原本由疑古而引发的探求真理之举至此

      已经背离了其所追求的目标。掉书袋式的卖弄、僻典僻字的发掘成了文人治学的时

      尚。以至清一代的学问仅限于“考据”，乾嘉学派的学术贡献止于部分古籍文献的

      整理与发掘。

      而《管锥编》无疑是乾嘉注疏余波之集大成者，钱老的治学方向与态度可说是

      将这一学风发挥到了极致。如《宋诗选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钱老的选本确实

      是最好的了，注得亦精彩。可是一到点评就差强人意，拿一本袁中郎的《随园诗话》

      一比较，便可见钱老掉起书袋来头头是道，自己的观点却全无出彩之处——须知真

      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又 如《谈艺录》，一条“文不必如其人”亦可

      见钱老的治学之道。 兴许钱老胸中积聚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不释放出来就会爆炸，

      于是乎洋洋数十卷《管锥编》终于出炉了。钱老学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但却

      未能弘扬其最初的治学精神，即由怀疑而溯本求源的精神。老先生可能是注顺了手，

      随便抓一本古书便注。然而，即便以钱老的广博，有些领域恐怕也是进不得的吧？

      如《易》经，如《焦氏易林》。我曾向一位《易》学专家请教钱老的《易注》，他

      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钱老注《易》就好比说：这本数学书的平仄不太合韵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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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老的最大优势是用典，不论小说、散文还是随笔，典故的运用比比皆是。尤

      其是诗歌，钱诗的用典恐除黄庭坚、吴梅村外无出其右，只是忘记诗原本为何物了。

      袁中郎《随园诗话》云：其隶事不隶事，作诗者不自知读诗者亦不自知，方可谓之

      真诗。《围城》的用典更可谓丰富繁杂，可惜过分缺乏节制，大量的典故和书袋如

      泉喷涌，虽也有趣，但妨碍了行文的节奏和流畅，使叙述语言显得格外啰嗦，甚至

      影响到小说的整体结构。有些用典亦太直白，如方鸿渐便是典出《易》之“渐”卦，

      单看卦象即可知小说的故事脉络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围城》继续写下去，

      方鸿渐的结局应该是奔赴延安才对，其余人物均典出有据——在西方，如茨威格，

      如昆德拉，这些作家很容易就是一个思想家，而中国的文化大师更多的则是比赛谁

      的记忆力好，谁知道的典故多。这似乎也是一种传统？旧时一个文人如果不知道一

      些奇怪的士林秘闻、学界趣谈，仅有个人的看法，那是混不下去的。清朝的张之洞

      该是个开明人物，但手下的官僚若对士林秘闻和文化典故所知不多，大都没好日子

      过——有关这方面的缺憾，哈佛大学博士赵一凡先生曾作专门研究，并有文章见于

      《读书》，不必我在此多聒噪。

      无意诋贬钱老，以我的学识也断不能对钱老的学问说长道短。我想说明的是：

      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却是每个学人都应具备的。“高山仰止”、“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作为对一位有成就的学者的崇敬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应当提倡，但若变异为一种治

      学态度和精神就不仅滑稽，且十分有害。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终可能

      演绎成一个妖怪。尤其在钱老已被树为“文化昆仑”、“钱学”于世的今天，治学

      态度和治学精神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钱学”研究陷入谬误，并给我们的学风带来

      负面影响。如是，钱老固然还是钱老，但“钱学”的研究者们就难逃“拉虎皮做大

      旗”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