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前草

　　闲翻《山水中国•广西卷》，有两个人物引起我的兴趣：柳宗元和苏东坡。他俩一唐一宋，但先后都被贬谪到广西，都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值得大书一笔。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任刺史，当时那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柳宗元了解到柳州人民的困苦情况后，一种责任感使他忘却了自己的失意，他下令禁止买卖奴婢，规定奴婢可以赎身，不到一年就使一千名奴婢获得解放。他劝导人们破除杀牛求神的陋习，保护耕牛，还带领人们挖井开荒，修城凿道，造船建屋，种柑栽柳，他还大力兴办学堂，发展文化教育，并以身示教，亲授文章，开创了广西兴文教的风气。过度辛劳使他过早地逝于柳州任上，死时年仅47岁。柳州人民为他建了柳侯祠、荔子碑、衣冠冢，世代纪念他。

　　苏东坡则是贬谪到廉州，即今之合浦，在廉州的两个多月中，苏轼得知当地人饮水是从很远的廉江挑回的，就问人们为什么不打井，回答是城内挖井取水会破坏风水灵气。为了说服群众，苏轼就自己出资在住处“清乐轩”附近带民工挖了一口水井，欢迎大家来这里担水。在他的带动下，廉州各街道也纷纷跟着挖井，他最早挖的那口井被称为“东坡井”。在廉州与苏轼有关的还有海角亭，苏轼时常在这里观海，他曾与当地人民广泛交往，在谪宦生涯中始终保持玉洁冰清的气质。

　　贬谪文化很耐人寻味，本来是被派到艰苦的地方当官，他们并无怨言，而是持乐观态度，跳出个人的悲怀愁绪，积极进取，在地方治理方面颇有作为。至今贬谪官员的遗迹不在京城，而多见于贬谪地。他们至少在两方面大有建树。

　　一是为人民办实事。被称为穷山恶水的地方，大多总是有很大的不便。贬谪官员来自京城发达地区，很能对比贬谪地的落后之处。苏东坡在杭州任知府期间，修堤造湖，并利用湖泥莳草筑成“苏堤”，后来他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又治理过颍州西湖。在海南时热心文教，致力于传播中原昌盛文化，使儋州“书声琅琅，弦歌四起”，此后162年间，海南名登进士榜的有13人。儋州至今还有东坡井、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坐石、东坡书院。韩愈被贬到潮州后，竭力为浙民谋利，荐贤兴学，成为潮州开发人才、民智的里程碑，终使此地获“海滨邹鲁”之誉。他驱鳄除恶，为人民解除了心理痛苦。吴兴祚有一诗赞韩愈：“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寇准被贬到雷州任司户参军期间，处处为民着想，律己爱民，深得拥戴。一次，他得知随从砍了老百姓一根竹子要做水烟筒，即令其赔情，还将所砍竹子截为几截栽种村边，后来发展成“寇准林”。

　　二是留下了很多好诗文。千百年间，文人学士所贬之处，都是有感而发，成为千古名篇。柳宗元在湖南永州开始了一生中创作最辉煌时期，如《江雪》《捕蛇者说》《永州八记》等。苏轼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都是被贬谪到黄州时的杰作。苏东坡居惠州两年，写下了诗文二百多篇，从此惠州名闻四方。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更是真诚抒发了他们“共来百粤文身地”的痛切之感。韩愈的“夕贬潮州路八千”、刘禹锡的“前度刘郎今又来”、柳宗元的“宦情羁思共凄凄”等已成千古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