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春秋，战国时代连年战争、生民涂炭的现实，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使之成以“仁政”为代表的一整套社会政治主张，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推而广之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儒家政治思想的标志。

      一、孟子“仁”的含义。

      《孟子》一书总共不过三万五千字，但光“仁”字就出现了150次，可见孟子对“仁”的重视程度。“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在此，仁与人互为表里，合而言之即为“道”；人是道的主体和归宿，因此办一切事情都应以“人”为根本出发点，以人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仁”。这也是孟子思想的灵魂。在“仁”的重要性上，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仁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所在，舍此人们将无所适从。仁政思想便是在这一思想基奠上展开的。

      二、性善论--仁政的伦理基础和哲学依据。

      任何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它对人性的理解和界定，不同的人性观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孟子的性善论为仁政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的仁主要是伦理学范畴，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孟子主张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要求努力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为“四端”；此“四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之有也”（《孟子·告子上》），而它们正是仁、义、理、智“四德”的基础。这即是孟子的“性善论”。

      与人性理论相联系，孟子提出了独特的内向修养理论。既然人人都有善良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向外用功，只要守住本心，就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但为什么现实社会中又有那么多的不道德的事呢？孟子认为，现实的不道德并非原本没有道德，而是人自已丢掉了善良的本心。因此，他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放弃或失掉的“本心”。

      正因为有了这一基础，上至君王下至庶民才有“仁”的可能性，仁政也才可能真正实施。

      对统治者来说，正因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只要他们把自己的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推行到实际的统治中，与人民同其忧乐；办每一件事情，都想着人民的疾苦，统治也变得举重若轻了。统治者若真能行仁政，将无敌于天下。他认为为政须行仁政，否则就只能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人性善良，特别是那些统治者的善性，仁政的实现才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对庶民来说，虽然孟子所处的时代世道衰微，仁、义、礼、智“四德”沦丧，但这只是暂时的。由于人的本性善良，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对于四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因此，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那些“芸芸众生”、“匹夫匹妇”找回“四端”。孟子强调先知先觉者应唤醒那些浑浑噩噩地沉溺于利欲之中的老百姓，将他们拉回到仁义的轨道上来。有了统治者和庶民两方面的性善，社会的彻底净化自然就不在话下。

      三、仁政的主要内容。

      作为中国封建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仁政，是由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没有提出“仁政”的概念，而孟子多次使用仁政一词。按照思想自身发展的逻辑，从纵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从他的人性理论发展而来，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实行于政治方面，就是不忍人之政，亦即仁政，有时也称“王道”、“王政”等等。由于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社会提出的问题也不同，孟子的仁政思想比孔子的德政有更多具体的内容。

      经济方面。仁政的基础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这是政治稳定的基石。孟子强调保护小农经济，以此来维持和改善老百姓的生计，从而奠定政权稳定的基础。其具体措施包括“正经界”即实行“井田制”、“薄税敛”即减轻人民负担等国家经济政策，以及“不违农时”、“深耕易耨”等遵循生产规律的主张。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孟子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幻想着把古代的井田制稍加以“润泽”，便可以在当时实行。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固然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但孟子建议的实质是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次，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征发徭役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与薄税敛是封建农业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仁政的重要内容。孟子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说：“不违农时，毂不可食矣。”他要求“薄税敛”，怒斥奢侈挥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者也。”孟子反对杀鸡取卵似的剥削，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法律方面。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进步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但仁政的核心是政治方面的重民。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他反对暴政，称历史上的暴君为独夫民贼，赞成“汤放桀”、“武王代纣”的正义行动，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肯定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力，肯定解民于倒悬的正义战争。但他反对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非正义战争，指斥“春秋无义战”。对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死活，频繁地发动战争，攻城略地，他更是痛恨至极，怒骂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帅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在当时激烈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当中，看到了民心的向背对于国家政权的安稳的决定性意义，所以他特别强调“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这一对统治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经验教训。孟子的民本主义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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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心代表天意。孟子承袭孔子的天命观又加进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以民心而察天意。人可以通过“求其故”的途径而知天命，“福祸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孙丑上》），对人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在哲学上孟子提出了“万物皆有备于我”的著名观点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模式，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心性哲学的源流。

      孟子将伦理秩序视作政治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鲜明体现了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特点。孟子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并以此为准衡量统治的优劣，他认为减轻人民负担，按自然规律办事，人民才能够丰衣足食，只有达到这个水平，才可以说是仁政。

      孔子的仁着重在伦理学方面，他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与价值；而孟子的仁政主要是政治思想，关注的是人民生存的权力。孟子的仁政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古代民本思想和“制民恒产”的进步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