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贬谪是一个让古代士大夫谈之色变的词语，千载以降，许多几个士大夫遭受过它的折腾与折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天上人间的霄壤之别，自然叫人痛断肝肠。从白居易到刘禹锡，从韩愈到柳宗元，从范仲淹到欧阳修，从苏东坡到辛弃疾，从魏源到林则徐……无不遭受过贬谪之痛。以往我因对文人们蹭蹬命运掬同情之泪，一直将其看作是

封建帝制残害士子扼杀才俊的恶制酷法。但事实上贬谪并不是专对“好官”的专政手段，它针对的是古代整个官僚体系的所有官僚，其中固有冤假错案，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一制度。在帝制的眼光中，当然更会看走眼了，把好官当坏官，把坏官当好官，在所难免，这其中肯定也还有借制度之刀杀人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固其江山，统治者也有法度的客观标准。苏轼从杭州而黄州而儋州，平心论之，除了乌台诗案这桩“莫须有”的事情外，他的屡遭贬谪也是事出有因的，他首次遭贬，缘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斯时推行新法实行改革，是赵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苏轼虽不是反对变法的急先锋，但算得上改革的“拖腿者”，把改革说得很糟，又作寓言诗讽刺改革讥嘲变法。而且当时不但苏轼有此遭遇，连那奸臣昏官蔡京也接连贬谪，蔡京的起伏幅度与次数还大过于苏东坡。他三度当宰相，三度贬为知州甚至知县，三起三落。武则天时期的许敬宗，曾帮武氏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位极人臣，后来结党营私，贪污受贿，武氏毫不客气，毫不留情，将其贬至偏远的越南交趾去静心思过。

　　贬谪算得上一道严厉的处罚，但想起来还是挺人道、挺地道的。比干进谏忠言，仅是逆了纣王之耳，即被掏心挖肝，比干这“错误”不算死罪吧，却被纣王判了死刑。我想，商纣王动辄判人死罪，其中既有暴虐的个人禀性因素，也恐怕有吏治制度建设中“贬谪”这一罚则的缺乏原因在里头，所有处分不分档，一律抄斩。假若有贬谪这一条，比干之罪无非是充军流放，待纣王翻然醒悟，也许再次起用比干也说不定。所以说，贬谪虽苦，比杀头要好。贬谪最可值得肯定之处，是它解决了吏治中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它打官员的棒子，但绝大多数并不一棒子打死。在贬谪这一制度设计中，对那些没有触犯刑律却犯了错误的官员，上了的能下，如许敬宗从“总理”降职为“县市长”；下了也能上，如苏东坡降至县里后升了“中央要员”。贬了，并不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只要干出政绩，照样还可升迁。当今我们的吏治有时罚则严者过严，轻者太轻，上了的不能下，下了的不能上，靠了边站的只能永远靠边，在上下之间还缺乏一个罚则：“贬谪”。正因为如此，许多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教育”一番平安无事，要不“平调”易地照样为官，啥时见过市长降职为县长的？贬谪之不行也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