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1903-1987），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八（1903年1月6日）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後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後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後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後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後兼系主任，再後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40岁以後著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实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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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1923(自费刊印)

《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1927，新月

《骂人的艺术》(杂文集)1927，新月

《文学的纪律》(评论集)1928，新月

《偏见集》(评论集)1934，台.正中

《约翰孙》(评论)1934，商务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实秋自选集》1954，台北胜利书局

《谈徐志摩》(散文)1958，远东

《梁实秋选集》1961，台北新陆出版社

《清华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杂文》1963，文星

《文学因缘》(散文)1964，文星

《谈闻一多》(散文)1967，传记文学

《秋室杂忆》(散文)1969，传记文学

《略谈中西文化》1970，台北进学书局

《实秋杂文》1970，仙人掌

《关於鲁迅》1970，台北爱眉出版社

《实秋文存》1971，蓝灯

《西雅图杂记》(散文)1972，远东

《雅舍小品续集》 1973，台.正中

《看云集》(散文)1974，志文

《槐园梦忆》(散文)1974，远东

《梁实秋自选集》 1975，黎明

《梁实秋论文学》 1978，时报

《梁实秋札记》1978，时报

《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一1986，台.正中

《雅舍杂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谈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国文学史》1985，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

翻译书目：

《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

《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

《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厘著，1930，商务

《西塞罗文录》 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

《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裏奥特著，1932，商务

《威尼斯商人》(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哈盂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37，商务

《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

《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

《咆哮山庄》(长篇小说)英国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

《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 1967，文星

《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

实秋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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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说："一个人应该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而这朵花，一生中开了两次。

　　很多人不能原谅梁实秋晚年的移情，但他是幸福的。梁实秋的一生拥有两份不同质的爱，与程季淑的爱是"水"质的，柔韧舒缓；与韩菁清的爱是"火"质的，热烈奔放，这两份爱在不同的阶段充实著他的人生，使他的生命始终处於绚丽绽放的姿态。

古典式爱情

　　在梁实秋的人生旅途中，程季淑是激发起他对异性爱恋的第一人。

　　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著"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并无抵触情绪，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在不长的时间裏，他们已深深为对方吸引，北平的一些优雅场所几乎都印下了两人的足迹。

　　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著几年的离别。

　　程季淑是一个温柔、贤慧、识大体的女性，在他们一生相守的每一道坎上，她总能理智地掂出轻重缓急，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梁实秋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这种美好品质，使梁实秋终生受益，也是他始终对她敬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当时她与梁实秋立下了三年後结婚的誓言。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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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婚後十几天，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逐步逼近南京，两人仓促赴南京，後又在战乱中被迫转赴上海。程季淑这时已怀孕，梁实秋便不让她出去工作。从此，程季淑从一个新式的职业女性退回家庭，开始了一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
　　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裏，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

　　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著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份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

　　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後的三十馀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

　　1974年，美国西雅图，梁实秋和程季淑幸福地安度晚年，谁知一件祸事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

　　4月30日，梁实秋和妻子到市场购物，临街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不偏不倚正落在程季淑身上。她被送到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程季淑先走了。老伴的死，对梁实秋是个沉重打击，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接到书稿後，立即发排，并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

忘年之恋

　　连梁实秋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次的台湾之行，竟让他在71岁时再次萌动爱火……古稀突发忘年恋

　　韩菁清生於1931年10月，祖籍湖北，父亲是一位巨贾，後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埋头读书。由於人长得美丽端庄，很快有电影导演请她出演《樱花处处开》，此後一发不可收，片约滚滚而来。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後来，因为她的皮肤对油彩过敏，她不得不退出影坛。这时她已30岁了，个人的婚恋屡屡失败：先是与相恋八年的泰国银行总裁分手，紧接著又与一位菲籍华裔男士终结恋情。

　　说起来，梁实秋与韩菁清的结识应归功於一本书---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

　　一天，韩菁清的义父谢仁钊要写一封英文信，借她刚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查几个英文名词。谢仁钊在餐桌上边吃饭边翻辞典，韩菁清锺爱她的辞典，便说："谢伯伯，吃完饭再看吧，饭桌上有油，会弄脏辞典的。这是我用一千多元买来的书！""一本辞典有什麼了不起的！"谢仁钊不以为然，"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当年还是我送他出去留洋的呢。这种辞典，我去'远东'要多少本他就会给多少本。明天，我带你去远东，叫老板送你一本新的！"第二天，谢仁钊果不食言，带韩菁清去了"远东"。老板当即奉送一本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且对谢仁钊说，主编梁实秋住在华美大厦，要不要去见见他？谢仁钊一口应允，於是带韩菁清去见梁实秋。在华美大厦，谢仁钊与梁实秋聊了几句，便邀他一起去统一饭店喝咖啡，本来是来会友散心的梁实秋立即同意，三人坐车来到饭店。在饭店谢仁钊巧遇熟人美国教授大卫，便邀来同坐。大卫也是研究政治的，与谢仁钊有共同话题，两人交谈热烈，把梁实秋冷在一边。梁实秋只好和韩菁清唠了起来。梁实秋说："哦，你就是韩菁清小姐，我听过你唱的歌呢。不过，我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你的名字，就觉得很彆扭！""彆扭？是吗？"韩菁清笑了。梁实秋一副很认真的样子："你想想，菁念jing，这'菁清'多拗口！要麼叫菁菁，要麼叫清清，才顺口。这名字是谁取的？""韩菁清是我的艺名，是我自己取的。我的本名叫韩德荣。""像是男孩子的名字，这个名字也不好！""小的时候在上海，喜欢唱歌。登台唱歌，用韩德荣这个名字不行，我就从《诗经·唐风·杖杜》一句'其叶菁菁'裏，取了'菁菁'两个字作艺名。不过我很快发现，在歌星中用'菁菁'作艺名的人有好几个，我就改成了'菁清'……""你不简单哪，小小年纪的时候，就知道《诗经》，知道'其叶菁菁'。""哪里，哪里，我懂点古文是因为小时候父亲请了个秀才彭寿民，教我古文--跟梁教授差远哩！""你念过哪些古文）？"梁实秋问。韩菁清笑了笑。背育了一段《孟子》。两人越谈越熟，越谈话越多。吃完饭，已近七点，於是道别离去。这一天，是1974年11月27日。

就是火山也要跳下去

　　自从相识，梁实秋每天都与韩菁清在一起，或者谈文学艺术，或者道国事家常，或者一起吃饭、散步……仅一个星期时间，感情的潮水在两人心中一寸寸涨起。

　　梁实秋率先向韩菁清表白心意，韩菁清内心既激动又纷乱。经历过爱情的风风雨雨，爱情於她，是个甜蜜且又痛苦的字眼。平心而论，她承认梁实秋确实很有魅力，是可托付终身之人。然而，她已过了满脑子幻想的年龄，不能不考虑很多，横亘在她面前的最大障碍，是梁实秋已71岁了。她明白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如果梁实秋五十岁或者六十岁，她也许不会犹豫，可他已到了古稀之年，戴著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又患了严重的糖尿病……

　　她像一个岔路口的旅人，犹豫，徘徊，踯躅不前。

　　与她相比，梁实秋一往无前，攻势甚猛。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信，当面递到她手上。面对她的犹豫，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著跳下去。"

　　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於化开了韩菁清所有的理智关隘。那段日子，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丧妻的抑郁一扫而光。

　　因为妻子死於非命的索赔诉讼需要处理，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独守闺房的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著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看见人间绚烂色彩

　　梁韩之恋在梁实秋返美之後，突然成为台湾岛的"新闻风暴"。《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

　　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韩小姐年轻美丽，为何允嫁七十多岁老翁？图名还是图财？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最让韩菁清痛苦的是，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

　　与此同时，梁实秋也陷进了巨大的痛苦和烦恼之中。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几个他们认为适合他的女士，有作家，也有教授，让梁实秋啼笑皆非。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著"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热心的"人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破坏力并没有见效，反而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叫他"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麼，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麼？

　　对梁实秋来说，这是一份与生命相关的爱情。他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麼？你知道麼？……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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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不满足於纸短情长的情书。他拿出一生办报纸副刊的本事，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梁实秋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两人的情感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共同穿越了由舆论和亲情组成的惊涛骇浪，把爱情的小舟驶向了幸福的彼岸。

　　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提著一箱书信，飞过太平洋，去台湾缔结他们的"宿缘"。

　　婚礼那天，梁实秋竟比新娘子还光彩照人。他的礼服是韩菁清选的，是一身玫瑰色的西装，配著一条橘黄色的花领带，胸前插著一束康乃馨，手上戴著韩菁清送他的戒指。比起当年那个穿著叠裆裤子，裤角上缠著布带子在大学讲台上给学生讲英国文学的梁实秋，谁能不由衷地感叹爱情的伟力。

　　梁实秋不拘俗套，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後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後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

　　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後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梁实秋和韩菁清却用他们的爱证明，婚姻是爱情的家园。他们一起走过了恩爱的12年。

　　人生有很多过程叫人特别不爽，等待是其中之一。但有人特别享受，梁实秋就表示过："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大风大雨裏一眼望见归人，固然欢喜，要是在风雨裏枯守，估计梁先生也吃不消。

　　梁实秋追求韩菁菁的时候，那份炽热年轻人都难望其项背。後来印行的情书集裏，语言之火热、表达之浪漫，一点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古稀老人的手笔，"斛兰已谢菊花开，何日娇娃海外来？寄语爱花成痴者，细芽已上一枝梅。"其憨态直追朱淑真的"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张三影柳耆卿真不是对手。当年梁韩之恋曝光之後，台岛上曾掀起保卫梁实秋的风潮，他的门徒更是打出了"护师团"的旗号，大张旗鼓地反对。现在想来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既不是汪精卫河内易帜，也不是周作人北平落水，人家只是你情我愿的自由恋爱，干卿底事？中国人好事向来如此，嗜痂逐臭之夫古来不缺，审丑心态尤为严重。很多时候特别见不得别人好，总爱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名正言顺的幌子去横加干涉，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好在梁实秋矢志不渝，终成眷属。我现在读梁韩书信，也觉得肉麻，但我首先知道，人家这不是写给我看的，恋人之间的表达，常常是一支支破空的响箭，有的是讯号，有的是直接的喊叫。你觉得肉麻，韩菁菁不觉得就好。

实秋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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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与梁实秋的友情

　　冰心与同时代的很多男作家有君子之交的好友情分，比如老舍、巴金、沙汀、萧乾。由於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冰心的文章中绝少提到梁实秋。而在政治解冻的80年代之後，梁实秋在冰心的笔下屡屡出现，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两位文坛名宿之间，也有著"不比寻常"(冰心语)的友谊。

在轮船上相识

　　冰心，人如其名，一个淑雅高洁的大家闺秀式女作家。与同时代的林徽音、丁玲、庐隐、淩叔华等女作家不同，她的一生除丈夫吴文藻之外，并没有传奇的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情事。社会学家吴文藻当年给冰心的父母写信求娶冰心时，曾用了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来赞美冰心---"令爱是一位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

　　1987年，吴文藻已故去两年，冰心因腿伤而很少出门，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87岁的老人常常陷入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和怀念之中，她开始写《关於男人》的怀人散文系列。早在1943年，她在抗战的後方重庆曾经与梁实秋一起应朋友之邀，给一个刊物写一些小品文，後来她把文章结集为《关於女人》，在当时颇为畅销；而梁实秋的文章则在去台湾後结集为风靡海内外的《雅舍小品》。晚年冰心写作的《关於男人》，写到的是她"人际关系中的悲欢离合，死生流转"，她说："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人的数目，远在可敬可爱的女子之上。"在这本集子中，有两篇写到梁实秋。而当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女士到北京拜访冰心时，冰心在悲痛中说："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

　　梁实秋曾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赴美留学生，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同班同学，从美国学成归国後，终生以大学教授为职业，讲授文学批评、英国文学；在授课之馀，又从事翻译，以一人之力用40年的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在世界翻译史上是一个辉煌的壮举，而他的散文作品也很脍炙人口。

　　1923年7月，也就是梁实秋即将赴美留学的前夕，他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繁星〉与〈春水〉》一文，对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两部小诗集做了批评。当时的梁实秋正处於"青春的浪漫"中，强调诗必须是情感充沛的。他觉得冰心是一位冰冷的女作家，诗让人读完後，得到的只有"冷森森的战栗"，并且梁实秋告诉读者："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於诗；《繁星》和《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这时的冰心在全国文坛上的声望要比梁实秋高得多，被梁实秋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小诗，当时正风靡文坛，其体裁成为很多文学青年模仿的对象。可想而知，梁实秋的这一大篇宏论是很难让她服气的。

　　那篇文章发表後没几天，梁实秋就踏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在这艘船上，经许地山的介绍，他认识了自己刚批评过的小诗作者冰心；冰心给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觉"。梁实秋问她去美国修习什麼专业，她说是文学，然後礼节性地问梁实秋学什麼专业，他回答说："文学批评。"他们的谈话到此就打住了。

　　他们在海上摇晃了几天後，许地山、顾一樵、冰心、梁实秋这几个志趣相投的人，一块儿办了一份文学性质的壁报，张贴在客舱的入口处。有了一些交流之後，原有的偏见慢慢消除了，两人成了好朋友。梁实秋甚至把对女朋友程季淑的思念也向冰心倾诉，告诉她在上海与女友分别时，自己大哭了一场。

在美国一起演戏

　　到了美国後，梁实秋先是去了科罗拉多，获得学士学位後，第二年进了哈佛大学，冰心就读的学校是威尔斯莱女子学院，两所院校同在波士顿地区，相距一个多小时火车的路程。每逢周末或美国的假日，梁实秋就邀几个同学去访问冰心，因为在同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冰心无人做伴，只身一人在威尔斯莱女子学院。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湖社"，近似一个学术组织，由於每个人专业不同，他们约定每月一次，在慰冰湖上泛舟野餐，每次有一位同学主讲他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以提问，并参加讨论。有时候，冰心也和梁实秋他们一起到波土顿的杏花楼吃广州菜。随著友情渐渐深厚，梁实秋发现冰心"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於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1925年春天，波士顿一带的中国留学生忽然心血来潮，要演一出说英语的中国戏，而且筹画的责任就落在梁实秋与顾一樵的身上。他们选定了《琵琶记》。这出戏需要一个男士来演蔡中郎，一个女士演蔡中郎的发妻赵五娘，一个女士演蔡中郎新娶的妻子牛小姐，也就是牛丞相之女。在这群留学生中，因为梁实秋以前在清华学校时有过表演的经验，所以男主角非他莫属。而两个女主角分别由来自上海的谢文秋饰赵五娘，冰心饰牛小姐。他们对传统戏剧虽然并没有多少瞭解，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编排，居然在开演那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正在牛津大学读学位的许地山知道消息後，立即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信中还调侃梁实秋说："实秋真有福，先在舞台上做了娇婿。"因为都是年轻人，而且又是身在风气开放的美国，演出结束後，朋友们都拿这几个人来打趣。而且因为大家都是单身男女，开玩笑的同时，也有人带著认真的成分。顾一樵当时看了许地山的来信後，就特地把这一段调侃梁实秋的话拿给冰心看，冰心一笑置之。因为有人也常拿梁实秋和谢文秋打趣。当谢文秋和同学朱世明订婚後，冰心就调侃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梁实秋很喜欢"秋郎"这两个字，回国以後以此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後来结集为《骂人的艺术》，一度畅销。

　　冰心去美国的时候，已经是22岁了。她不希望嫁一个文艺圈中的人，因为她总觉得搞文艺的人，多数性情浪漫，感情也大多不稳固。她的愿望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丈夫，而自己则做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同时还能拥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後来，她真的遇到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男士，就是吴文藻先生。他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同时还对文学有著不凡的见解，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专业，却有著很多共同语言，最终成为一对幸福的爱人。

　　1926年，梁实秋和冰心都从美国学成归国，并分别在大学裏找到了立足之处。

他热邀她来看海

　　直到1930年以後，梁实秋应聘到青岛大学教书，他们才又取得了联系。梁实秋知道冰心喜欢海，因为她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他知道"她憧憬的不是骇浪滔天的海水，不是浪迹天涯的海员生涯，而是在海滨沙滩上拾贝壳，在静静的海上看冰轮乍涌"。他几次三番地给她写信，反复跟她说青岛的海滨风景是如何美丽，想以此"逗"她到青岛来。冰心和丈夫商量後，给梁实秋写信说："我们打算住两个月，而且因为我不能起来的缘故，最好是海涛近接于几席之下。文藻想和你们逛山，散步，泅水，我则可以倚枕聆听你们的言论……我近来好多了，医生准许我坐火车，大概总是有进步。"

　　但冰心最终还是未能成行，因为她的健康状况一向不好，经常周期性地呕血。在美国的三年，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上缠绵，著名的《寄小读者》就是她在病床上写成的。本以为可以与好友相会，却中途搁浅，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她无奈地说："我无有言说，天实为之！"後来吴文藻到山东邹平开会，顺便到青岛梁实秋家裏小住，领略了一下海滨风情。

在大後方重逢

　　抗战爆发後，梁实秋抛妻别子流落到昆明，後来又到了重庆。冰心和吴文藻不久後也到了重庆。梁实秋当时住在北碚。而冰心夫妇住在歌乐山，恰好是梁实秋进城经过的路边不远的山头上。三人本来就是同学兼朋友，再加上当时又同为国民参政员，在战乱的时代背景下，倒有了更多的时间交往。梁实秋第一次去看冰心，发现她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养尊处优"，房子虽是洋房，墙却是土砌的，窗户很小，裏面黑黝黝的，而且很潮湿，唯一可以怡人性情的是门外的几十棵松树。但是这样的房子也还是借来的，他们夫妇二人的生活实在是很清苦，最值钱的家当就是辛辛苦苦从北平背到这裏的一张弹簧床。

　　梁实秋居住的北碚，要比冰心的住处热闹得多，这裏聚集了很多逃难的知识份子。梁实秋和同学吴景超夫妇在这裏合买了一处住房，题名为"雅舍"。由於梁实秋一个人流落在外，没有家累，再加上他性格开朗，才气纵横，谈吐幽默风趣，雅舍遂成为朋友们相聚的好地方，人气兴旺。冰心有空的时候，也来此一坐。大家说笑畅谈，常至深夜，冰心就与吴景超的夫人龚业雅挤在一张床上，凑合著睡上一晚，第二天再赶回歌乐山。

展开余文

　　有一次大家为梁实秋的生日摆"寿宴"，宴後他兴致不减，一定要冰心在他的一本簿册上题字，冰心那天喝了一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她写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这时，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们大为不满，都叫著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於是冰心说："少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著笔锋急转，继续写道：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庚辰腊八书於雅舍为实秋寿冰心

　　梁实秋不仅文才出众，品貌也是"上品"，再加上谈吐幽默风趣，很受朋友喜欢。女诗人方令孺说他"淡泊风流"，冰心则称他为"风流才子"，这既指他的文才出众，也指他很受女性朋友青睐。梁实秋和冰心之间常有书信字画往来，有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麼了不起，狗也会画。"朋友间的谐谑打趣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後，吴文藻被派驻日本，冰心也随同前往。她知道梁实秋喜欢杜甫诗歌，而且也正在收集各种版本的杜诗，於是就不惜高价帮他买了日本的版本。後来冰心在日本知道梁实秋已去了台湾，就立即给他写信，让他立刻办理手续前往日本，她和吴文藻将为他一家安置在日本的生活。这份友情让梁实秋极为感动，虽然他最终没有去，但终生感激。但此後，他们竟消息断绝，这是因为不久，冰心夫妇无法割舍对祖国的思恋，双双回国，海峡两岸的对立，使他们的友情无法传递，等到时局缓和，两岸通邮时，两人均已成了耄耋老人。

晚年隔海谈心

　　"文革"时期，梁实秋在台湾听说"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这一消息让他非常悲痛，他写了一篇《忆冰心》，用细腻平实的笔触，回忆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文章见报後，女作家淩叔华给梁实秋写信，告诉他说这一消息是误传，冰心夫妇仍健在。他虽然後悔自己孟浪，但总算是由悲转喜。而冰心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後，也是感慨无尽。她给梁实秋写了回信，托人从美国带到台湾。此後，冰心与梁实秋虽然没有直接的书信来往，但彼此的情况由梁实秋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转达，这一对老朋友也算能够隔海对话了。

　　1985年上半年，当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将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时，冰心欣然提笔为此书作"序"。"序"中她谈到抗战胜利至今40年的隔海相望时，深情地说："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我没有去过台湾，无从想像台湾的生活情况，但北京的情况呢，纸上真是说不完，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

　　晚年的梁实秋对故土北京有著深深的怀念，"怀乡"成了他笔下非常突出的情结。20世纪80年代後期，两岸关系和缓，台湾同胞可以回大陆探亲。然而可惜的是，思乡情重的梁实秋到底没有能在去世前踏上北京的土地。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在台北病逝。他的第二个妻子韩菁清在处理完丧事後，专程飞往北京，替他完成未了的还乡愿。她拜访了年近九十高龄的冰心，冰心在悲痛中写了《悼念梁实秋先生》。文章中说："我怎能不难过呢？我们之间的友谊，不比寻常啊！"

　　1987年12月1日，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北大厅裏，北京文艺界人士为梁实秋举行了追思会。这也是梁实秋和结发妻子程季淑结婚的地方。冰心因身体原因不能到会，但她为梁实秋写了祭文，由老舍的夫人胡絮青代读。会後，梁文茜将追思会上悬挂的父亲的照片送给冰心留作纪念。

　　冰心本来是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并且声名鹊起的，但是梁实秋批评她不适合做诗而适合写散文和小说後，她也就真的不再做诗了，而且也常对别人说自己不会做诗。冰心对梁实秋也有过批评。1984年，梁实秋的学生胡百华先生到大陆拜访梁文茜，他们一起拜访了冰心，当他们把梁实秋与第二个妻子韩菁清的照片送到冰心手中时，她激动地用手指著照片上的韩菁清说："他这一辈子就是过不了这一关！"而最戏剧性的事情是，当胡百华先生从北京回到台北前去拜访梁实秋时，他把冰心对梁实秋的责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梁实秋，梁实秋耐人寻味地回应说："我呀，她那一关我倒是稳当当地过去了。"

　　在1999年傅光明采写的《老舍之死采访实录》中，作者记录了冰心的谈话，冰心追思了一些友人，给了巴金以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於"他对婚姻问题严肃的态度"，她感慨地说："我的文人朋友多了，像梁实秋他们，要说才情什麼的，他们都有，就是没有巴金这个专一，我最佩服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最喜欢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显然，冰心欣赏梁实秋，却不能接受他丧偶後再娶的第二次婚姻，认为他没有做到感情"专一"。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只能把梁实秋作为朋友。

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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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内容有限制故只节选一篇当年冰心写予实秋的有关於诗人徐志摩的信）

实秋： 　　　　　　　　　　　　　　　　　　　　　　　　　　　　　　　 1932年11月25日

　　你的信，是我们许多年来，从朋友方面所未得到的，真挚痛快的好信！看完了予我们以若干的欢喜。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麼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裏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来心理的蕴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麼都太晚，他生前我对著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後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裏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麼。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

　　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著，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裏，我打住不说了！

　　我近来常常恨我自己。我真应当常写作。假如你喜欢"我劝你"那种的诗，我还能写他一二十首。无端我近来又教了书，天天看不完的卷子，使我头痛心烦。是我自己不好，只因我有种种责任，不得不要有一定的进款来应用。过年我也许不干或少教点，整个的来奔向我的使命和前途。

　　我们很愿意见见你，朋友们真太疏远了！年假能来麼？我们约了努生，也约了昭涵，为国家你们也应当聚首了。我若百无一长，至少能为你们煮咖啡！

　　小孩子可爱的很，红红的颊，卷曲的浓发，力气很大，现在就在我旁边玩。他长的像文藻，脾气像我，也急，却爱笑，一点也不怕生。

　　请太太安
　　 冰　心

十一月廿五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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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後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裏。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後，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後，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著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馀，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後人景仰的。梁实秋出於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於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裏，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於现状'，今天说这裏有毛病，明天说那裏有毛病，於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馀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藉直感，他明白终於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裏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於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麼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於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著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後，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於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於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著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馀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後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後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於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於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於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麼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著结束。此後，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後的馀波了。

附：《关於鲁迅》------------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於鲁迅的文字。为什麼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於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於他的宣传，因此对於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於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於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於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於後，我们对鲁迅都是处於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於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後，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裏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裏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於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後，才渐为人所注意，终於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後即厕身於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於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裏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麼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於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麼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於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於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裏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麼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後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著这样一个後门。所以後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於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後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於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档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档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於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於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夥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裏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後，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著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裏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裏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裏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裏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物件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裏，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馀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後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物件，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於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著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著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麼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於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瞭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於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於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於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洩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 ｓｅｅ ｌｉｆｅ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 ｓｅｅ ｉｔ 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