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讽刺小说之一。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多方面的。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进行初步的探析。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杰出文学家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性。《儒林外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古典讽刺小说的巅峰代表作品。

《儒林外史》通过对一伙人物的行为和思想意识的细致刻画与描绘，将作品的笔触，直指当时读书人的最大动力和整个社会的制度之本——科举制度，深刻地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从而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现象给予讽刺和抨击，同时揭露了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教条思想。

[关键词] 吴敬梓、《儒林外史》、思想性、艺术性、

一．《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与吴敬梓的历史生平
一）《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

1．科举盛行，八股取士

在清朝政权渐趋稳固时期，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成功，文化统治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而且其毒害随着历史的推进也愈来愈深。科举制度被默认为当时整个社会的制度之本，也是当时读书人的读书的最大动力谋求一官半职的途径。文士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

2．直抒胸臆，寄托百姓

生活在当时这个时代的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为了对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现象给予讽刺和抨击，同时揭露了八股取士科举制度的腐朽和教条思想，他创作出了这部堪称历史卓绝的集思想性和讽刺性于一身的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

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

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儒林外史》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儒林外史》写得最多、也最吸引人的无疑是儒林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表现作者理想部分和塑造的正面人物在小说中毕竟是次要的，而且不是那么动人。从这些地方看，《儒林外史》可以说是我国小说史上比较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二）吴敬梓的生平小考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

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显达。

从父亲吴霖起开始，家道逐渐走向衰落。

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

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霍无度，被族人看作败家子。

三十三岁迁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注：程廷祚是清代进步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塨的传人。)。

吴敬梓早年也熟中科举，曾考取秀才，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同时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厌弃功名富贵，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自慰，并提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

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病辞，从此也不再应科举考试。当时，吴敬梓的生计主要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

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

四十岁时，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甚至卖掉最后一点财产——全椒老屋。

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心情创作的《儒林外史》大约完成于五十岁以前(注：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年)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年前。)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著有《诗说》七卷(已佚)。

五十一岁时，乾隆南巡，别人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

五十四岁时，在扬州结束了他穷愁潦倒的一生。作品还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性

一）揭露清朝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腐化

1．病态人物折射清朝科举时代的病态社会

我国清朝封建科举制度，使功名富贵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尺度，也是文人学士的唯一追求，极大的败坏了世态风俗人性。《儒林外史》从那些追求功名富贵、依附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身上领略到当时的社会病态与文化病态。

《儒林外史》以科场为轴心，深刻描写了儒林众生及“名士”、劣绅各类代表形象，从“病态人物”身上映衬出整个“病态社会”的基本面貌。

作品深刻剖析当时文人学士等病态人物代表，包括迂陋穷酸的腐儒、自欺欺人的假名士和斗方诗人、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等的内心世界和思想形态。《儒林外史》对各类人物的剖析态度是不同的，对腐儒是带泪的讽刺，对假名士和斗方诗人是一种惋惜的鄙视，而对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是愤怒的抨击。

在“病态社会”里的迂陋穷酸腐儒身上，《儒林外史》表现出科举制度“愚人心智、迷人心性、培养庸才”的罪恶。

2．病态心理造就科举学士人物的悲剧命运

在《儒林外史》中，描绘的迂陋穷酸腐儒，都是受功名富贵毒害而不自觉的科举迷，是因为他们的愚昧、痴迷和随波逐流思想意识，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悲剧命运。

展开全文阅读

《儒林外史》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种对他们进行精神虐杀的科举制度。

周进、范进执迷科场数十年，沿着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阶梯艰难攀登，但周进六十多岁了还没爬上秀才，范进五十四岁了也还是个老童生，他们那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样子，完全是被科举等级制度压垮了身体和心灵的悲剧形象。

周进饱受了贫穷之苦，更连连遭逢年轻秀才、举人乃至乡人的轻视和侮辱，最后还连糊口的塾师位子也丢掉了，当他偶过贡院进去见到号板时，数十年郁积胸中的悲苦辛酸怎能不使他一头撞去？

范进一生最熟悉的是贫穷，最害怕的是丈人的臭骂，而心路历程经历最多的就是失望，虽然他惯性似地还要去挣扎于科场，而其实他早已丧失人的信念，不敢有非份之想了，他那微弱的神经怎能经受得起中举的喜讯骤然降临？这“二进”的一哭一笑，典型地描摹了科举迷的畸变心灵。

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容甚伟，但躯壳里仍是一个卑微的灵魂。他是一个迂儒的典型。自己并没有走通科举的路，却迂执地坚持“举业至上”的人生哲学，他把生命全部虚掷在八股时文的选批上面，八股时文毒化了他的灵魂，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八股选家又去毒害成千上万的年轻书生。

当时的科举制度，不但愚人心智，败坏人的社会识力，而且泯灭人的自然美感，这在马二先生身上表现十分突出。他游西湖，不知赏风光，不敢看女人，一双破靴在人窝子里乱撞，除了路过书店去关心自己八股选本的发售行情之外，就只对沿途的各种小吃馋涎吞咽。

二）抨击清朝科举制度培养社会的黑暗和腐败

1．失意儒士附庸风雅，儒林精神道德沦丧

《儒林外史》通过对随波逐流、追随科举取士制度的文人儒士的深刻描绘，有力抨击清朝科举制度是造就当时文风衰败和社会风气的腐败。

《儒林外史》塑造椅披假名士和斗方诗人，在他们身上则是讽刺和批判科举制度“败坏人才、坏人心术、培养骗子无赖”的罪恶及功名之下儒林精神道德的沦丧。

西湖边聚集着一帮以赵雪斋为盟主的斗方诗人，他们整日寻花问柳，高谈阔论，拣韵联诗，附庸风雅，以诗名互相吹嘘，似乎厌弃了科场功名。实则只是在科举正途上未能成功，转而投机取巧，以假诗名自欺欺人攀附权贵，讨些残羹剩水以慰藉内心对功名富贵的贪欲。

他们艳羡的是“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昨有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然而在比较进士黄知县与布衣越“诗人”哪条道路更好时，还是“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至於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这就是这帮声称“不讲八股”的“诗人”们内心深处的共同悲哀。

《儒林外史》里假名士群像，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不胜枚举，且个个生动活泼，各具丑态。恰如卧评所言：“譬如吴道子画鬼：画牛头，已极牛头之丑恶矣；及画马面，又有马面之丑恶。吾不知作者之胸中能容得多少怪物耶！”这些人格扭曲的假名士形象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士子心灵毒害。

2．无耻官绅谋权利己，市井棍徒混迹官场

《儒林外史》通过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的“丑与恶”的描绘，揭露侥幸者和骗取者在获得功名之后，对富贵的无耻无厌的追逐，体现了科场官场的黑暗腐朽。

作为官绅和市井棍徒，如果说娄三、娄四、杜慎卿等辈大多数只是或者只能在虚名假誉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话，那些无耻官绅和市井棍徒则多以营己利、谋权势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无耻，有时甚至穷凶极恶。

科举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则是通向富贵的桥梁，少数举运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无厌的贪求加倍地偿还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科举制度实际上成为这些无耻官绅的培养基，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人民为之饱受灾难。

进士王惠补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听“地方人性，可还有什么出产？调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

严贡生是一个劣绅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特权和与官场的关系，无耻地欺诈乡愚。他的逻辑十分荒唐：一口新生小猪误入邻家，他声称寻回来“不利市”，逼人买下，待邻家养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错走进严家来，他又把猪关了不还，声称猪本来就是他的，竟把来讨猪的邻居打折了腿；一纸并未付款的借约当时未还，后别人来讨还，他竟索要利钱，声称因为此约使他有二十两银子不能动，误了放债的利钱，竟连米带驴地抢夺别人的财物，仍不还借约。

当然，《儒林外史》里，也不乏活动着一些“巧取人间之富贵”的市井棍徒。例如差役潘三，他对景兰江、文剑锋一伙假名士的观察和分析可谓透入骨髓，他看到匡超人和他们鬼混，就劈头一棒地点化他：“你到省里来，和这些人相与做甚么？”

“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这姓景的开头巾店，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一顿诗做的精光。”

“那个姓文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吃醉了，在街上吟诗，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把盐商都革了；将来只好穷得淌尿！”

匡超人如梦初醒，遂改务虚为务实，跟着潘三“做些有想头的事。”他们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为非作歹，或者假雕印信，伪造官府文件、或者私和人命，或者拐带人口；或者买嘱枪手替人代考，或者威逼平民，总之是以各种不法手段巧取豪夺。

不用读书考试，没有功名，同样可以富贵，这就是潘三一类奸徒蔑视儒生名士、骄人傲人的理由，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富贵为诱饵的科举制度的腐朽。

三）乐道安贫不慕权贵，厌弃功名追求理想

《儒林外史》思想方面在否定性的批判后面，同时也透露出作者肯定性的追求。

在那个科举制度的黑暗社会和功名富贵的人间地狱里，作者独立苍穹，前望古贤，后盼来哲，以美言颂笔描写了一批善良正直清高的正面形象和闪耀着理想光彩的人物，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社会改造理想和向往理想社会的健康追求。

《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其基本品质就是讲究“文行出处”，厌弃“功名富贵”。

“出”则德世济民，“处”则独善其身。而在腐恶的社会环境里，志士才人既不能施展抱负，“处”就成了他们洁身自好、乐道安贫的唯一对策。“处”实际上就是《儒林外史》正面形象的基本品质。

《儒林外史》中，开宗明义就写了一个王冕，他小时放牛为生，刻苦自学，得以精通学问，且成为名画家，但他不求官爵，卖画过活。县令具帕邀请，他坚辞不往；屈尊来拜，他也避而不见，甚至因此远走他乡。朱元璋慕名来访，他慨然晓以“仁义服人”之理，但朱称帝之后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闻风而逃，隐居会稽山中终不复出。他一生安于贫贱，不慕富贵显达，高风亮节，令人敬仰。作者以王冕故事做楔子，意在“借名流隐括全文”，犹如先立一面明镜，使书中那些接踵而至的“时文鬼”一个个在明镜中原形毕露。

在暴露丑态之余，《儒林外史》中写了一批讲究“文行出处”的贤人，如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人。

庄绍光出身读书世家，十一二岁就会做七千字的长赋，名满一时，年将四旬，只闭门著书，不肯妄交一人，后被礼部侍郎徐基荐举，圣上两度召见，欲行重用，但庄绍光被召见回来，即慨叹“看来我道不行了”，上本恳求恩准还山。

大学士太保公见“皇上颇有大用之意”，便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庄绍光却回以野人不敢领教。皇帝只好允其还山，只赐南京玄武湖给他居住。

《儒林外史》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而引发的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近代民主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引导作者朦胧地趋向未来，向往未来的健康追求，自觉不自觉地使笔下的某些人物闪射出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

杜少卿就是一个这样的文学新人。他比那些“真儒”名贤更厌弃功名富贵，他的言行却与那些古貌古心的儒者们有着极不相同的复杂文化背景。他是那一时代的“新溯人物”。他拒绝科举功名，“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秀才在他眼里“未见得好似奴才”，王知县被他鄙为“灰堆里的进士”，巡抚荐他入京受皇帝征聘，他硬是装病不去，而他不去的原因竟是舍不得“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怕误了他的娘子春天秋天的“看花吃酒”。他又浪掷祖产，挥金如土，慷慨助人，甚至明知是骗，也全不在意，“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穷得有时连茶钱都拿不出，却仍不减豪爽风流，显示了他对功名富贵鄙弃决绝的态度。一个“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科举世家，竟出了这样一个“不肖子弟”，致令伪道学们视之为怪物并以他为子弟戒，这个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人物，强烈地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家族和封建人生道路的叛逆情绪。这种叛逆采取了玩世不恭、毁家自穷、诗酒自误，也就是自毁功名富贵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一道迥异于芸芸众生的独特生活风景。

展开余文

杜少卿的心理行为有几分自虐色彩，这是觉悟了却无力反抗现实也不知新路在何方的敏感者、先觉者们的深沉痛苦形象。

《儒林外史》里生活着一群远离科场名利、不受功名富贵污染的市井平民。如王冕母子的近邻泰老、修乐器的倪老爹、看坟的邹甫、开小米店的卜老爹、开小蜡店的牛老儿乃至匡太公这样一些卑贱百姓，他们朴厚善良，患难依扶，古风犹存，令人敬慕；还有写字的李遐年、卖火纸简的王太、开茶馆的盖贡和裁缝荆元，他们俱有学识，又或精书画，或擅琴棋，却乐于贫贱，自食其力，不贪羡功名富贵，不攀附权贵豪门，傲此独立，令人称奇。

这里，在更高层次上认识了社会的腐恶而自觉抵制污染，挣脱封建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作者理想中的有知识的新型劳动者形象。可见，《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封建文化意识和儒家传统道德的藩篱，迈开了追求近代新思想新生活的步伐。

三．《儒林外史》的艺术性

《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喜剧的艺术特性早已被人们认定。鲁迅先生更明确地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专辟“讽刺小说”一类，而称《儒林外史》一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一）对病态社会悲喜人生，科举腐化人格沦丧的讽刺

《儒林外史》中，喜剧人物的喜剧行动，往往都有一段悲剧心理的演进为其背景，表现出恶劣的社会环境才是这些喜剧人物生成的逻辑原因。

周进入号院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作者者细致地铺垫了一系列他们生活艰难、人格一次次遭受凌辱的情节作为前因，让读者看清楚科举道路已经把这两个白首童生逼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们令人发笑的喜剧行动就决非一时偶然神经错乱所致，也就绝非仅具有可笑性。

正如鲁迅所言，《儒林外史》“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描写的多只是人物生活的片断，剖露的多只是人物性格的特征，很少有贯穿全书的人物，也少有写完其人生全程的人物，唯匡超人稍显例外。《儒林外史》里的否定形象大致可分腐儒、“名士”、市井棍徒和官场无赖四类，匡超人一身而四位，从一个纯朴的农村青年堕落为最无耻的奸恶小人，作者并且特意用马二先生、景兰江、潘三作为他人生道路上的四块里程碑，层次井然地划分他人格堕落的动态逻辑进程，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及功名富贵的毒液熏浸的社会环境，是一口深不见底的黑色大染缸，是大批读书青年灵魂变脏变臭的根本原因。我们啼笑了匡超人的无知无赖无耻之后，就把思考转向社会，我们将再也无法开启笑颜，因为我们已陷入悲剧情思之中……读书青年们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都照着匡超人、牛浦郎的路子走下来，一个社会哪还有光明的前途和希望！这难道还只是喜剧和笑料？

《儒林外史》中，对客体描述、语态中，以喜剧表演悲剧，用丑史展现痛史，是创作主体的基本艺术构想，因而悲喜剧融渗的审美品性不只是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客观效果，更是作者的预期审美效应。

《儒林外史》第55回，写市井奇人盖宽和邻居老爹一起再睹泰伯祸之残败景象，盖宽叹道：“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接着描画了一幅满载悲剧情思的落日图：他们登上雨花台绝顶，远远望见，“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

犹觉意之未尽，又写荆元在清凉山于老者园中弹琴：“弹了一支，忽作变微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最后一回（56回），作者以一首词总结全书，情思完全回归主体，“江左烟霞，淮南耆旧，书入残编叫断肠”。

一部儒林痛史被点染了悲剧色调的最后一笔。读罢《儒林外史》，令人掩卷深思：一部渗透着悲剧的讽刺喜剧，不啻是那时代一部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启示录，鉴古鉴今

二）剖析病态社会，抨击教条科举

我国讽刺文学来源悠久，先秦诸子寓言中，已有讽刺作品。从小说来说，在《西游记》里显露了幽默的讽刺锋芒，后来的《西游补》、《钟馗斩鬼传》等也是讽刺意味较多的长篇小说，但后者词意浅露，艺术上比较粗疏。明代拟话本和清初《聊斋志异》中都有讽刺科举的短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成功的讽刺作品。

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爱憎，写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儒林外史》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促，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等。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十七回写“斗方名士”的一段对话：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倒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进士不成?”浦墨卿笑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临监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倒底当不得自己的。”……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儒林外史》小说中，写的是当时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如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现象。把那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揭露得非常深刻。

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时，西湖的秀丽景色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酒店里挂着的透味的羊肉，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书又使他马上磕头一拜。他见了游西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在这些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的描写里，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虚，已相当生动地表现出来。

由于作者态度的严肃和爱憎的分明，他还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

他对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这批贪官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他对具有诚笃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难，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举的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讽刺。王玉辉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为了“青史留名”，他鼓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儿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却“转为心伤，辞了不肯来”。后来在苏州见到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儒林外史》小说中，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心理描绘和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复杂的性格，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同时，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如范进未中举以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虽对他有一定讽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后来他中了举，做了官，变得很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这改变，就对他采取了辛辣的嘲风。总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这是《儒林外史》经常运用的讽刺手法。

小说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去汤知县处打秋风时的情况：

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就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碗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通过范进行动的前后矛盾，把他居丧“尽礼”的虚伪性揭露无馀。又如严贡生正在吹嘘自己“为了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米粟的便宜”时，小厮就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骂得狗血喷头；中举后就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开口“贤婿”、闭口“老爷”，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三）真实性和夸张性相结合，实现作品讽刺目的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

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

《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

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

展开余文

“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职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我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

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胡屠父是一个喜剧性人物，是一个市井之徒，《儒林外史》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描写，突出了这个人自我矛盾的特点，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范进中举而发疯，众人商议要范进平日最怕的人“来打他一嘴巴”，吓一吓，“把痰吐了出来”，才能治好“疯”。最适当的人选当然要算岳父胡屠户了。可他“作难”道：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如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终于打了范进一嘴巴。……胡屠父“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胡屠户这个平日里对范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的人，此时因女婿中了举，“当了老爷”，一反昔日常态，瞻前顾后，不敢动手了。拍打人“十八层地狱”，昔日的“现世宝穷鬼”变成了今日的“贤婿老爷”。前后对照，典型细节真实的描写，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面孔跃然纸上。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惺园退士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参考文献]

1、作品《儒林外史》（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 第1版）

2、《中国小说史漫稿》（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3、《明清小说的艺术世界》（黄清泉等著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4、《中国文学史·明清时期》（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