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火红的高粱地

      20年前拍摄的《红高粱》电影，今天看来仍然让人们心潮澎湃。当时，张艺谋正在山西太行山里参与著名导演吴天明的电影《老井》的拍摄工作。作为摄影师，张艺谋拍摄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在影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一切都似乎无法表达他心中的热情，他决心自己当导演。就在这时，一部叫《红高粱》的小说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

      小说《红高粱》是山东高密作家莫言根据家乡的故事创作的，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所描绘的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深深吸引住了张艺谋。在《老井》拍摄的间隙，他从太行山的拍摄现场，赶到北京找莫言谈小说的改编权问题。“张艺谋剃着光头，上身穿着一件特别破的衣服，穿着短裤，鞋子就是农民用那种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虽然以前未曾谋面，但张艺谋的电影曾经给莫言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人谈的投机，很快就谈定了改编权的问题，谈到红高粱，谈到小说中那些充满激情的人物，二人都很兴奋。莫言说过：“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张艺谋和莫言很快就商定了改编权的问题，这让张艺谋对高密那片土地产生了强烈的向往。除此之外，张艺谋最想看的就是高粱，然而，现实的情况让他陷入了困境。

      当时的高密，已经没有了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莫言说：“小说写的是过去的事情，高密种高粱是50年代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农民连小麦都吃不完。”在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高粱曾经是旧时代人们的主要口粮，今天的高密人的爷爷奶奶们，靠着高粱生存，正是有了高粱的养育，也才有了高密今天的后代。没有高粱，电影就无法拍摄，莫言曾建议张艺谋到东北去拍摄，但是张艺谋坚决地选择在高密拍摄，而且决定自己种高粱，感动他的就是高密土地上那浓烈的气息。

      1987年春天，张艺谋派副导演带着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凑下的4万元钱到了高密，开始选景种高粱了。那一年，山东干旱少雨，高粱长得很差。就在准备调动消防车来浇水的时候，天下起了雨。后来张艺谋回忆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透了，你就在地里听，棵棵高粱就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出脆响，眼瞅着一节节往上蹿。直觉着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水灵。这正是张艺谋要表现的生命感觉。

      在经历了一系列磨难之后，1987年夏天，《红高粱》终于在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开拍了。最重要的情节几乎都是在高粱地里拍摄的。“我爷爷”和“我奶奶”轰轰烈烈的爱情是发生在高粱地里，“我罗汉爷爷”是在高粱地里被鬼子杀害的，“我爷爷”他们杀鬼子是在高粱地里杀的……红高粱就是他们的生命舞台。正是剧组和高密人的努力，才让我们在电影上看到了激情飞扬的红高粱。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在电影中，出嫁的镜头并不多，但中国传统婚俗的形式和色彩却十分浓烈。电影中，“我奶奶”出嫁时坐的是轿子，这和上世纪50年代之前高密的妇女出嫁时是相同的。电影《红高粱》中，“我奶奶”出嫁的路上，年轻力壮的轿夫们插科打诨、嬉笑挑逗的一段戏让观众忍俊不禁。这种类似于闹洞房的场景，作家莫言就曾从村里的老轿夫嘴里听说过，轿夫在路上折腾新娘子的事情确实有过。“抬轿子折腾新娘子，这种事确实是有的。如果女方或者是男方家里比较吝啬，把轿夫打发得不高兴，给的赏钱不够，轿夫们可能就不高兴了，就这样颠来颠去，把新娘子颠吐了。”但电影中那场载歌载舞的“颠轿”戏，却是张艺谋在民俗基础上的创造。莫言介绍：“这个情节在我小说中也是浓墨重彩，张艺谋又夸张了。”为了营造气氛，剧组用卡车拉了十几车黄土，铺在路上。开拍后，演员在前面走，工作人员在后面用铲子扬土，气氛一下子被烘托了起来。

      酒是喜庆的必备品，山东自古出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武松打虎的故事就是山东英雄最好的代表。高密的酒文化十分丰富，酒是高密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料。而民间酿酒更是普遍的现象，作家莫言就还记得故乡的酒作坊里散发的阵阵酒香。“村子里就有3个酒作坊，每到春节的时候，就有许多车来拉酒，那时候满村里到处都散发着酒香。”

      孙家口伏击战遗址旧时酿酒的形式已经无法拍到，但《红高粱》电影中却为我们想像出了乡村酿酒的生动图景。九月初九是酒作坊烧锅生火的日子，“我奶奶”怀着好奇来到酒作坊，她想看看红高粱是怎么变成高粱酒的。当红红的高粱酒从酒糟中流出来的时候，“我奶奶”的表情充满了无比的新鲜和好奇，观众也被这种传奇般的酿酒方式所吸引。而片子接下来的“敬酒神”的歌唱，将高粱酒的文化推到了极致。虽然电影中红高粱酒的做法是一种想像和夸张，但是，电影中的“十八里红”酒却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

      在高密拍摄电影《红高粱》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外景地——孙家口。当年，美术师杨刚为了寻找种高粱的开阔地来到了这里，眼前的这座石桥一下子吸引住了他的目光。这种大条石本地并没有，从外地运来这些石头修桥，用这样的力气修筑了这样一座坚固的桥，就可以想像这里曾经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交通通道。电影中，日本人在“青杀口”的高粱地里残忍地杀害了“我罗汉爷爷”，也许是一种巧合，就在电影的拍摄地——孙家口的这座桥边，真实地发生过一次抗日的事件。在高密的县志中记载，1938年，日本人在这里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军车被炸毁。后来，日本人来报复的时候，错把邻村的公婆庙当成了孙家口，制造了公婆庙惨案。石桥不远处的一块抗战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这次伏击战而设立的。随着莫言小说的发表和电影的拍摄，这个打鬼子的故事在民间也越传越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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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的残暴激起了人们的仇恨，在电影中，当“我罗汉爷爷”被敌人杀害，当悲壮的“祭酒神歌”再次唱起的时候，我们分明感受到了红高粱的悲壮和决绝。当“我爷爷”和酒坊的伙计们抱着点燃的高粱酒冲向鬼子的汽车的时候，观众的感情也仿佛被高粱酒点燃了。

      高密的红高粱喂养了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莫言，红高粱地也滋养了张艺谋和他剧组的伙伴们。之后，他们借着高粱酒壮起的胆量，一路大胆地往前走。高粱地是他们的起点，从这里他们走向了柏林，走向了世界。20年来他们的电影总是引起关注甚至轰动，而且他们也永远记着脚下的那块高粱地。

      （根据央视《走遍中国》栏目之“中国电影地图《红高粱》——山东高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