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于右任生活拮据，但于右任为人乐善好施，于老当自己也没钱又有人向他求助时，他向手下的副官宋子才借，后来到了台湾，有一次又有人向于老借钱，于老只好向宋子才借，这回宋子才也没钱了，宋只好向别人借来一只镯子，当了1000元币，因为这个借款，于老每月还要付100元的利。这件事被一家杂志当作新闻报道出来，于老觉得十分对不起宋子才，而宋子才却说，身为监察院长居然穷到如此地步，足见院长为官清廉。这件事实属不得已为之。在院长手下做事，是我一生的荣幸。

          1963年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了医院。在21日的日记中记到，“今日早起，病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于是在5月3日出院，在7月的日记中记到：“病多日不见轻，出院大大的错”在这时一些报纸还造谣，说于右任是在装穷。1964年9月，于右任不得不再次入院，然而此时病恶化，于右任于11月10日与世长辞。

          于右任生前有一个箱子，里边放了什么没人知道，他对家人说等自己去世后才能打开，在于右任弥留之即，台湾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监委王文光、及于右任长子于德望等人，为了寻找于先老生遗嘱，一起打开了这个箱子。

          箱子打开后，里边没有金银珠宝，甚至连钞票、证卷也没有，里边只有一些日记，更多的是借帐单，其中有儿子出国留学向人借款的帐单，有平时生活因生活穷困向跟随他40多年的老部下宋子才零碎借的3万多元的帐单。这使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

          台湾人称颂于右任：右老遗产，只有帐单，清廉自若，元老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