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有过起伏从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是信奉， ８０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点厌烦。８０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

      读物，你能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

      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８０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一者打将进来？由此产中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８０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在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８０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

      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轻淡的文字边上，发牛过“三·一八’血案，有过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

      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已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

      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

      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

      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

          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文人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

      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

      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俗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

      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

      态度坚持了６０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

      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６０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６０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这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股，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在鲁迅死后，当后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煞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扈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拍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来人杨万里诗（桂源输）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注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经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正病卧沉思，突然从床上坐起，口涌此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