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年表
丁言昭
一九—一年 一岁（虚岁）
六月一日（旧历五月五日）生于东北黑龙江呼兰县内一个地主家庭。姓张，取名乃莹。
一九二O年 十岁
母亲去世。封建顽固的父亲对她很刻薄，只有年老的祖父才疼爱她。
一九二九年 十九岁
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校址现为市“第七中学”）读书，喜爱绘画和文学。
一九三○年 二十岁
春 祖母去世。
夏 退学。原因是父亲准备给她订婚。又据萧红在啥尔滨市立第一女中的校友说：当时的校长姓孔。是个很封建的人，萧红在他们眼里看来是个思想比较活跃，违背封建礼教的学生，因此是被校长开除出校的。
秋 不愿让父亲把自己当礼物去交换富贵，反抗“父母之命，煤妁之言”的封建传统，逃出了家庭，随人同去北平，旋即只身返回哈市，困居小旅店。
一九三一年 二十一岁
终日徘徊在哈尔滨街头，寂寞窘困已极，但始终没有屈服。萧红在《初冬》中曾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父亲的豢养……”
一九三二年 二十二岁
夏 在哈尔滨得萧军、舒群助，脱出旅寓困境。
秋 与萧军结合，移居商市街。终日为谋求“列巴圈”和白盐辛劳着，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萧红后来在《商市街》一书中描述道：“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象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隔绝。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温暖。”
为《晨光报》和《国际协报》副刊写稿，开始用“悄吟”笔名。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三岁
冬 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生一女孩。
八月 萧红和萧军用悄吟、三郎笔名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哈尔滨出版。
编《新女性周刊》。
一九三四年 二十四岁
五月到青岛。当时是怀着无限幸福，无限慰籍的心情，踏上了祖国挺立着的这半块海港的土地。
夏 开始写中篇小说《生死场》。
秋 编《青岛晨报》副刊。
九月 九日完成《生死场》。
十月 带着《生死场》到上海。开始和鲁迅通信。
十一月 二十七日鲁迅邀请在北四川路底一间咖啡馆第一次见面。三十日在鲁迅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萧军、悄吟来访”的记载。
经鲁迅介绍，认识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等人。以笔名“悄吟”，在上海的《太白》、《中学生》、《文学》、《作家》、《文丛》、《文学月刊》、《中流》，等鲁迅支持的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散文、诗、小说。在《太白》发表的作品是经鲁迅推荐的。
一九三五年 二十五岁
写小说《牛车上》。
五月 十五日回忆散文《商市街》完稿。
十一月 十四日鲁迅为《生死场》作序。
十二月 经鲁迅校阅、编订，《生死场》作为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一九三六年 二十六岁，
七月 十五日鲁迅在日记中写：“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因家事和生病，只身东渡日本疗养。十六日（或十七日）启程。
八月《商市街》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二集，由文化生活社在上海出版。
十月 二十四日萧红在日本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信给田军（即萧军），请代为送花圈，并嘱咐他一定要很好地安慰许广平先生，她在信中说：“昨夜，我是不能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后此信加标题《海外的悲悼》，登在《中流》专号上。一九三七年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
十一月 《桥》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三集，由文化生活社在上海出版。
写《家族以外的人》《孤独的生活》《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等，在《太白》、《作家》、《中学生》上发表。
一九三七 年二十七岁
五月 《牛车上》由文化生活社在上海出版。
七月 从日本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吕班路。（按：即现在的重庆南路。）十七日参加在华安大厦召开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立大会”，决定在鲁迅先生逝世的周年以前，出版一册《鲁迅先生纪念集》，萧红负责新闻报纸部分的裁剪及校正。
八月 十三日上海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成为“孤岛”。
十月 去汉口，住在武昌金龙巷。和诗人锡金作为同一寓所的毗邻。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
一月 应李公朴约，和萧军、田间、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从武昌到山西临汾，去民族革命大学教书。
初春 在山西临汾车站和萧军分手，去西安。
四月 与友人回到武汉。
八月 武汉大轰炸。回汉口，住在文协会址。写小说《黄河》、《孩子的演讲》等。
九月 同冯乃超夫人李声韵一起离开汉口。
十月 武汉失守。
一九三九年 二十九岁
春 写《旷野的呼喊》。去重庆。写《莲花池》、《山下》、《逃难》、《跳难》、《朦胧的期待》。
夏 住在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社的房子里，周围是个农场。
冬 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的房子里，住在靳以的楼下。
十月 二十六日完成《回忆鲁迅先生》，当时萧红身体不好，自己口述，请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学生姚奔同志记录，然后再由萧红整理成文。此文后来寄至上海许广平处，请她审阅。写完《回忆鲁迅先生》后，即开手写《呼兰河传》第一部”①
十一月 参加重庆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节节庆。
一九四O年， 三十岁
三月 《旷野的呼喊》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春 周鲸文邀请萧红和端水蕻良同去香港办《时代批评》刊物。在港处于咳嗽、头痛、失眠种种病象中，写毕《马伯乐》第一部。
七月 《回忆鲁迅先生》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
十月 写纪念鲁迅先生的哑剧《民族魂》。同时想离香港。《萧红散文集》由香港大时代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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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 三十一岁
一月 《马伯乐》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
春 遇见回国途中路经香港的史沫特莱。劝萧红住玛丽医院，并为她接洽住院费打折扣。在枕上写完《小城三月》，并为《时代文学》作画。
十二月 八日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攻陷香港。萧红正患严重肺病，无法逃离，住在玛丽医院，恳求好友送她回上海许广平先生处。
一九四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 十三日黄昏，进跑马地养和医院，被不负责任的医生李树培误断为喉瘤，喉管开刀，痛苦万分。
十八日 乘养和医院红十字急救车，转入玛丽医院。
十九日 不能说话，在纸上写：“我将与兰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二十二日 上午十时（或十一时），在无亲无友的寂寞中，与世长辞。年三十二岁。
二十四日 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葬。
二十五日 葬于香港浅水湾坟地，地近丽都花园海边②。
〔注〕
①《呼兰河传》在桂林出版，作者生前未及见到。
②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萧红遗骨迁到广州东区的银河广州革命公墓。这事曾得到香港的文化艺术界人士的热心奔走和帮助。另据萧红一友好说，萧红逝世后，分葬二处，另一处是在圣提土反女校校园内。
肖红家世及其青少年时期史料补遗
张 抗
近些年来，国内外各界人士对肖红及其作品的政治倾向和艺术特色发表了很多宝贵的史料和深刻的见解，但在肖红的家庭情况和早期经历上，由于多种原因，也有一些不准确的传闻。为了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肖红，我觉得自己作为肖红的后人，有责任向社会上提供我们所知的史实，以供研究。
肖红的本名叫张乃莹，乳名荣华，一九—一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长寿胡同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一九四二年病逝于香港。
张家祖籍是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东十甲杨皮营村（现为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第一代张岱携家于清乾隆年间迁移东北，到肖红已是第六代了。第四代张维岳共生了七个儿子，于一九00年将三子张廷举（肖红的父亲）过继给堂兄张维帧（一八四九———一九二九）。据《东昌张氏宗谱书》②载：“公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盛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其妻范氏（一八四五——一九一七）生三女，因盼子心切，故对肖红的出生不是很高兴的。
肖红的父亲张廷举（一八八八——一九五九），字选三。族人回忆：张维祯收继子张廷举后，本欲要他经营家业，但念其好学，不忍废之。据《宗谱书》载：“甫十二令即出继堂伯父维祯公”，“先送私塾攻读继又送入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毕业”。“复又升入原地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云云。先后当过教员、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实业局劝业员、县教育局长和督学等业。伪满时曾一度书任过伪协和会长。光复后，因民愤较小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被选为开明士绅和松江省参议员。据亲属讲：张廷举“书呆子”气较浓，常一年在外充职，不善掌家理财，故肖红的祖父张维帧死后，家境愈贫，甚至要靠经常卖点地以应支出。其妻儿常回阿城（即张维岳家）居住，理由是：我们家是过继出去的，过穷了就得回来。阿城县张家逢年过节经常给呼兰张家送粮送肉等，张廷举的亲大哥张廷蓂经常住在呼兰代弟弟管家。
肖红的母亲姜玉兰（一八八五——一九一九），是呼兰县北姜家窝堡（呼兰县孟家公社西营大队）地主姜文选的大女儿，姜家后又搬到呼兰镇四福胡同四号。捐《宗谱书》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妇伉俪最笃，惟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氏共生一女三子，为荣华（肖红），富贵（夭亡），连贵（张秀珂一九一六～一九五六），连富（天亡）。据族人讲：姜氏是个精明强干的“理家”人，当时，张廷举读书毕业后去汤原、巴彦等县任教，家事全由姜氏管理。肖红故居的厢房（现在已拆毁）就是由姜氏一手操办建成。姜氏同肖红的祖母范氏一样，极为重男轻女。对肖红很冷淡，生前一直不让肖红上学读书。怀着同丈夫张廷举一样的想法，想把肖红塑成一个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
姜玉兰的三妹姜玉凤，现在九十二岁，居住在呼兰县孟家公社西营大队五小队，曾清晰地回忆了自己大姐结婚先后的情景：一九O八年（光绪三十四年）春，张廷举母亲范氏来北姜家窝堡串门，看中了当时二十二岁的姜玉兰，接着宋六（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姜玉兰的弟弟姜俊吾）便来提亲。于是姜玉兰的父亲姜文选就前往呼兰相看张廷举，时因张廷举在外任教，未曾相见，只看了照片，便算订下了这门亲事。按当时习俗，张家派张廷选（张廷举的亲二哥）跟着媒人来姜家过了礼。次年八月（即一九O九年），张廷举与姜玉兰完婚。姜玉凤说；“大姐结婚时，我家买了很多花，我们几个小姐妹还把花戴在头上，坐着两挂篷车送的亲。姐夫家还大摆宴席，吃喜的人可多了……”族人说：张廷举结婚时可排场了，院子里都搭了席棚，还打发人赶车去哈尔滨买了结婚礼品；呼兰北烧锅（酒厂）那天淌的二锅头酒都让张家拉来了；阿城张家几个兄弟也都赶来贺喜；连看热闹的小孩都能得到糖块吃。
生母姜氏去世时，肖红只有八岁，富贵已夭亡，张秀珂只有三岁，而连富只有几个月。肖红的继母梁亚兰（一八九八——一九七二），呼兰镇人，家境殷富。《宗谱书》载：“续配夫人梁氏亚兰亦名门女，佐理家务具有条理。”梁氏共生三子二女，现均在。继母梁氏曾说：“我过门时，荣华（肖红）穿的鞋面上还缝着白布，别人觉得不好才撕掉领到我跟前认母磕头，秀珂是别人抱着给我磕的头，我还抱了抱连富算当了妈。”
2005年11月5日19点
肖红的童年是孤独寂寞的，她没有得到多少父爱与母爱，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因而父女之间是很陌生的；母亲封建思想浓厚，且又体弱多病，不愿让姑娘识文断字，让肖红在家哄孩子，因此母女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很深的。肖红只能得到祖父的溺爱，而这种溺爱的程度到了“娇纵”的地步：要吃烤鸭子可以马上烤；毁坏了东西反而受到了表扬；要什么东西只要在地上打个滚干嚎几声即可得到……张秀珂生前曾说；“爷爷给我讲过姐姐小时调皮的情景，她竟上梯子撑上拉屎，一达拉一边高兴地喊，‘爷爷，我下蛋了’，以后每当爷爷说起这件事，都笑个不停。”
继母梁氏对肖红姐弟俩虽未打一下、未骂一句，但双方的感情也是淡薄的。据族人回忆，肖红小时常爬树上房去掏鸟窝，同邻居的孩子偷偷跑出去玩耍。以前生母碰到这种事往往骂一顿也就算了，肖红少不了祖父的一顿爱抚。但此时却不同了，继母常把肖红调皮之事告诉父亲，由父亲出面严加训斥。特别是祖父后来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也就无暇顾及肖红了，肖红姐弟俩从此在家中的境地开始每况愈下。张秀珂对自己当时的生活描述说：“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我和姐姐的学费、纸笔钱，都是父亲年初离家时算好的，没有多少余头。有一次馋糖吃，我就在家里偷了个小瓶子换了个糖球，糖球中间还粘着草棍，放在嘴里含着慢慢品尝着甜味。”肖红的堂妹张秀珉（张廷举二哥张廷选的女儿）回忆说：“那时我和三姐（张秀琴）在呼兰第一女子小学念书，住在三叔（张廷举）家，每天早上我们和秀珂都是胡乱吃几口小米饭就去上学了。因为三婶爱看牌，睡得晚起得也晚，我们背书包走时，才听见厨房里又溜又炒地准备早饭……”，“上学的路上，秀珂常到豆腐坊的盘子上拿两块豆腐边走边吃。后来豆腐坊主人到家里要钱，三婶就把这事告诉三叔了。”
亲属讲：这种生活环境，使肖红养成了既脆弱而又任性、既孤癖而又自尊的性格。肖红渐谙事理后，对家里的人更是冷淡了，经常半天不说一句话。反过来却好象故意做一些惹父亲和继母生气的事。比如有一次，继母请来个算命先生算命，肖红站在窗外大喊：“瞎子骗钱”，逗得邻居孩子们哈哈大笑。”张家是呼兰的大户，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肖红的异母弟弟张秀琢说：“那时候姑娘要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缺少管教……这一切在姐姐看来，都是对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缚。她敢于改变现状，第一个剪掉辫子梳短发，拉上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游了个遍，说：‘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肖红这种直接同封建礼教对抗的举动，给封建家庭带来很大震动，父女之间的矛盾开始扩大和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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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红被迫从哈尔滨“东特女一中”退学后，精神非常压抑和苦闷。她厌恶这个封建家庭，她心中的苦闷无人可说，感情最深的祖父因为老了，又染上了嗜好，心里话是不能同他讲了；父亲所倚仗的封建伦理道德多象一块巨石挡在眼前；继母对肖红脸虽然是笑的，心却是冷的；亲属族人也都认定肖红是“无法无天”，“不可救药”……肖红感到孤独和冷寞。
但是在哈尔滨的读书生活，使肖红接触前所未见的新思想新天地，她对读书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追求。肖红没有妥协，“她还要挣扎着走自己人生的道路，她曾经对弟弟张秀珂说：“我还是要读书！”当然，肖红要读书的含意决不是单纯读书的。
肖红同家里矛盾的激化，是因肖红要到外地继续读书引起的。本来肖红一九二八年在哈尔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曾经参加了反对日寇修筑吉敦铁路的爱国学生运动，已经引起了整个地主家庭的不满。现在又提出到外地去读书，父亲是坚决不同意的，继母积极支持父亲的主张，要给肖红“完婚”③。据族人讲：肖红为此曾大吵大闹，继母便把房门打开让别人看，表示自己管不了前房的孩子。肖红对父亲和继母不再只是不满，而是激起了强烈的憎恨情绪。父亲为此大骂肖红是“不肖”、“叛逆”，继母还把此事告诉了肖红的大舅（姜氏的弟弟），大舅专程从乡下赶来“管教”肖红，扬言“要打断这个小倔种的腿”。
肖红的老婶王氏（张廷举的七弟张廷勋的妻子）回忆说：“三嫂在阿城住时，常把荣华（肖红）不出门子非要念书在家里吵闹的事告诉大哥（张廷蓂），大哥就去打荣华子。有一次荣华没处躲，只好跑到我屋里（东北习俗，大伯子不能进弟媳妇的卧室），一天到晚不敢出门，连饭都是我给盛好端进去的，她躲在屋里没事给我织了不少大人和孩子的袜子、手套”。肖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阿城走的，“走时穿着一件蓝士林布大衫，空着手坐着拉白菜的马车离开了家。”
肖红走后，父亲便宣称“开除她的祖籍”。后来肖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父女曾在街头相遇，双方冷眼相对而过。肖红的堂妹张秀琴说：“我在哈尔滨读书时，曾去看二姐（肖红）还给她带些钱，劝她回家去。二姐说：‘那个家我是不能回的，钱我也不能要。’”
张廷举视肖红如“洪水猛兽”，严令子女不许与其交往，而其中特别担心的是张秀珂。据亲属讲，肖红走后曾给张秀珂来过信④，但信为父亲所得，他用手挡住信封下面的发信地址问张秀珂：“这是谁来的信？”张秀珂已认出姐姐那熟悉的字迹，但不敢如实回答，只好说：“不知道。”
“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
“没有。”
“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不要你的。”
据继母梁氏后来说：“当时，秀珂和他父亲说话时，两只手都在发抖。”这场“审查”过去一段时间后，继母不知什么原因竟背者父亲把肖红的信给了张秀珂。继母曾说：“秀珂走时，我怕他身体不好，叫他穿上了他爸爸的皮大衣，我还把兜里的钱都给了他，一直送他上了官道。”
张秀珂于一九三六年底从秦皇岛上船，藏在货物之间，偷渡到上海，找到了肖军同志（当时肖红正在日本），肖军给他找了住处。肖红回沪后见到张秀珂曾问：“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张秀珂回答：“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当他向姐姐讲述家里的情况时，肖红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2005年11月5日19点
暴风雨中救萧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全东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萧军在北满一个小县城舒兰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准备拉起队伍抗击日本强盗。但是，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失败了。萧军被迫和方靖远逃亡到哈尔滨，成了没有职业的流浪汉。失败，并没有使倔强的萧军消沉颓唐。他又找到一群新的战友，开始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新的斗争。当时，“萧军”这个名字还没有出世，人们熟知的是流浪诗人“三郎”。开始，萧军向各报刊投稿，卖文糊口。后来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笔名老斐）的赏识，应老斐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1932 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女读者的求救信。这个女读者署名张乃莹，正被困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里。和她同居的男人抛弃了她，不告而别，让她一个人承担六百多元的食宿费。旅馆老板见她付不出这笔巨款，要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张乃莹就是日后驰名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萧红。
萧红原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官僚绅士。不仅对佃户奴仆很残暴，对萧红也十分严厉。冷酷的环境使萧红从小就富于抗争精神。同时，也使她能够同情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和辛酸。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受到“五四”以来新思潮的影响。她一边醉心于绘画，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和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这一切，把她带到一个崭新的精神境界。1931 年，专横的父亲逼着萧红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萧红断然拒绝，和封建家庭决裂，逃出了父亲的控制。但那时的黑暗社会，对萧红这样孤立无援的少女来说，不过是比封建家庭更大的一个牢笼罢了。萧红被骗，陷进灾难的深渊。她在绝望中向《国际协报》发出一封求救信。
老斐收到信后非常同情这个不相识的女读者，便派萧军到旅馆探望。萧军按照信上所示的地址找到了萧红。萧红那时已是一个憔悴的孕妇，脸色苍白，神态疲惫，穿了一件已经变灰了的蓝长衫，赤着脚，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她那怀孕的体形，显示她即将临产了。
萧红对萧军的到来，非常惊喜。她没有料到那封求救信会引起反响，更没有料到来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萧红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诗歌和小说。她原以为三郎一定是西装革履、生活优裕的文艺家，没有想到竟是一个头发蓬乱、衣着褴褛的流浪汉。然而，这汉子有一种无畏的豪爽的英气，萧红不由产生信赖的亲切的感觉。没什么客气的套话，彼此很快毫无顾忌地倾谈起来。
萧红在那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里，终于遇到一个知音，便打开心扉，把自己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难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对爱和美的渴望与追求，尽情地倾述出来。萧军越听越感动，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个苦难的少女和房内的一切。在萧红的床上，萧军发现了散落的纸片上画着图案式的花纹，虽是胡乱勾勒的，但线条洗练流畅，显示着勾勒者非凡的艺术才情。接着萧军又看到纸片上有几节字迹秀丽工整的短诗，那诗是：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2005年11月5日19点
萧军被震动了！他感到无比的惊异！问道：“这是你画的和你写的吗？”这个不幸的作者有些不好意思，默默地点点头。萧军这时的激动，简直难以言说，直到半个世纪后，萧军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还是那样刻骨铭心。萧军说：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
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然而，要真的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又谈何容易。性如烈火的萧军虽然多次到旅馆去警告老板，决不许他出卖萧红去抵债，但是老板却软中带硬地威胁说：“我们开店的，全靠各方主顾关照，住客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要把店钱给了，我们立即欢送这位张小姐……”明明看透了萧军贫穷，拿不出这笔巨款，故意对他嘲弄和讹诈。萧军每次从旅馆探望萧红回来，都焦急地一筹莫展，像一头笼中的猛兽，在斗室中踱来踱去……。
时机，终于到来了。
1932 年秋天，松花江堤决口，洪水奔流，哈尔滨大片地区成了汪洋泽国。萧红所在的东兴顺旅馆，一片混乱，人们各自逃生。在暴风雨的黑夜里，萧军终于把萧红救出来。
萧军与萧红在患难中结为夫妻。从此以后，萧红有了坚强的伴侣。萧军送给妻子的礼品，不是什么珠宝首饰，而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三首定情诗：
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
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
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傍并头枝。
凉月西风漠漠天，寸心如雾亦如烟；
夜阑露点栏干湿，一是双双俏倚肩。
就这样，动乱时代的两个苦难儿女，两个英勇的儿女，互相搀扶，相濡以沫，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开始了艰辛的跋涉。
2005年11月5日19点
在鲁迅先生身边
萧军是在故乡沦陷后过着苦难的流亡生活时，得到鲁迅的关怀和提携，把他和萧红引上了文坛，帮助他们出版《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为这两部小说写了著名的序言。萧军不单把鲁迅先生作为文学上的导师，更把先生奉为做人的楷模。当时上海环境很复杂险恶，萧军、萧红刚到上海，人地生疏。鲁迅对他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不单在文学创作上精心培育，就是在生活上，也处处指点。比如萧军非常想念家乡。他在哈尔滨时学过几天俄语，看到上海霞飞路有许多俄国人，这条路又很像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思乡之情使萧军经常在这条街上徘徊，遇到随便哪个俄国人往往说几句“半吊子”俄国话。这件事被鲁迅得知后，立即对萧军发出警告。因为那些俄国人几乎全是白俄。他们当中不少人是以告密为生，说俄语会被他们怀疑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革命者。还有一次，萧军、萧红和胡风在鲁迅家里谈话，深夜出来时电车已经没有了，他们便步行回家，不知怎么一来，萧红同胡风赛起跑来，萧军在后边鼓掌助兴。更深夜静，长街无人，只有这三个青年人大喊大笑地走着跑着闹着。第二天鲁迅知道了这件事，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如果让巡捕碰上盘问起来，岂不自投罗网！
萧军固然对鲁迅先生心悦诚服，是鲁迅先生十分器重的学生。然而，作为后辈，有时也和先生闹闹小别扭。有一次在鲁迅家里闲谈，看见桌子上有一具小孩钓鱼的人型玩具。这是一位日本友人送给鲁迅儿子海婴的。人型手里擎着一根钓鱼竿，由一条细线系了一条小鱼。一摁关键，钓竿扬起，小鱼就被钓起来。萧军当时虽已近30 岁的人了，却满身孩子气。为了试试钓竿到底有多大弹力，就用粗大的手指不停地摁起来，终于“咔”的一下钓竿断了。鲁迅先生望了萧军一眼，萧军直觉到先生“瞪”他，便感到自尊心受伤害了，从此就不到先生家里去了。萧红却照样欢欢喜喜地前去。鲁迅先生很快察觉了，问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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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位（指萧军）怎么好几天没有来？”
“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萧红像孩子争宠似地“揭发”了萧军，并为此非常得意。鲁迅先生温和宽厚地笑了，说：
“告诉他，还是来吧！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吧！”
萧红回来转达了先生的话，萧军正想去先生那里苦于找不到台阶，一听这话，第二天赶忙跑到先生那里。开始他还有点不自然，但鲁迅压根就不提萧军怄气的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渐渐地萧军又恢复常态，同鲁迅先生高谈阔论起来。
萧军晚年回忆当日在鲁迅先生身边的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我那时年轻，个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鲁迅先生胸怀博大。他不但容忍我们，还理解我们，花费心血培育我们。我们当时对先生的一番苦心理解不深，今日思之，追悔莫及！”
1936 年10 月19 日晨鲁迅逝世。萧军悲痛欲绝。他发狂般赶到鲁迅寓所，顾不得屋内还有哪些人，在鲁迅床前双膝跪倒，两手抚摸着先生那瘦得如柴的双腿，放声痛哭起来。萧军的悲恸，给守在鲁迅灵床旁的小海婴，留下永恒的记忆，他在成年后，回忆当时情景说：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外边有一个人，抢起快步，跨进门来，我来不及猜想，人随声到，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疑，没有停歇，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倒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抬起，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了他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于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谈笑盘桓，替我们分担忧愁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不记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了他的哭泣。只是这最后诀别的一幕，在自己脑海中凝结，形成了一幅难忘的画面。时光虽然像流水一般逝去，但始终洗不掉这一幕难忘的悲痛场面。”对于萧军本人，这一幕也是铭刻难忘。四十年后，1976 年10 月19 日，在鲁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萧军写下了这样两首七律：
一
四十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
嶙嶙瘦骨馀一束，凛凛须眉死若生！
百战文场悲荷戟，栖迟虎穴怒弯弓。
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
二
无求无惧寸心忝，岁月迢遥四十年。
镂骨恩情一若昔，临渊思训体犹寒！
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
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萧军对鲁迅先生的怀念之情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化。
2005年11月5日19点
萧军萧红与鲁迅的初次会面
1934年的深秋时节，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
驶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在此之前，萧
军曾怀着虔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而鲁迅的及时复信，
则使这两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实证明，鲁迅的回信是具有历史
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萧军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
复，那么两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萧
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
迅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
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
然而遗憾的是，上海并没有张开双臂，以现代都市的胸怀热情欢迎两萧的到来。当萧军和萧红领略了低等舱的恶劣环境、走上甲板望
着眼前的上海码头时，竟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轮船走上岸，一股举目无亲的感觉顿时油然而生。于是，因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
而产生的焦急心情，使得萧军发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
疏的！”事实上，萧军对来到上海后没有马上见到鲁迅先生所发出的牢骚，完全是由于对鲁迅当时的处境缺乏了解所致。几十年过去后，
萧军仍在为自己当年怀有的疑惑情绪感到内疚。他忏悔道：“当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我才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上海政治情况，
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已，事实上的险恶与复杂，是在想象以外的。”当时的鲁迅，已被当局通缉几年，自然处理起事情格外小心谨慎。多
年的经验告诉他，当你尚未了解对方时，绝对不可贸然行事，这并非摆架子或出于大人物的矜持，而是因为现实环境过于残酷了。尽管如
此，鲁迅依然及时地给他们回信，只不过提出见面的事，应当“从缓”。鲁迅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希望通过“从缓”来进一步加深对两萧
的了解。与此同时，他的真诚与关怀又是不容置疑的。与前一封回信才相隔一天，鲁迅便又复信给两萧，其中特别提醒他们要警惕“上海
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并再次发出友善的信息：“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这里，有一点似乎需要特别指出，真正使鲁迅对两萧的印象产生飞跃性变化的，看来是基于萧红的一次天真的“抗议”。鲁迅曾在信
的末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表示不满，她坚决反对鲁迅这样称呼她。这一“抗议”，从根本上改变了
双方一直保持的礼貌拘谨的态度，气氛似乎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在下一封信里，鲁迅便半开玩笑地问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
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从现在起，鲁迅开始用调侃的语调
来写回信了，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是：当时萧红所提出的“抗议”，是真的属于幼稚，还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机敏？看
来我们无需对此进行深究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不移的，那就是萧红的“抗议”，使鲁迅对这位女性产生了相当的好感。他似乎已经发现
了这位尚未晤面的青年女子身上有着某种可爱的品质，否则，他便不会在信的末尾，继续制造出一个“俪安”的小花样，并打上箭头问萧
红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其实，当年两萧是太急于见到这位幽默的前辈了，从他们到上海给鲁迅写信求见，到鲁迅以诙谐的笔调给二人
回信，中间才不过十来天。虽然表面上鲁迅仍在说着“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
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已开始考虑如何安排
与两萧的会面了。
11月30日，对于萧红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他们终于等到了与鲁迅相见的那一刻。根据约定的时间，两萧准时来到了
内山书店。出入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鲁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
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两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
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热烈。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
的自然，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特别是当萧红望着这位带有传奇色
彩的一代大师原来竟是出奇的平和与充满善意时，那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萧红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显得
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后
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尽管鲁迅的外表与萧红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给
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难忘的，这就是杰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朴和自然。他们从不靠什么精心的包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极度
的坦诚赢得你的尊敬。
2005年11月5日19点
初次见面可以说是极其令人愉快的。鲁迅先生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爽直，而萧军萧红呢，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不由自
主地倾倒在鲁迅面前。为了使这次会面的气氛更加和谐，鲁迅可以说做了精心安排。不久，夫人许广平领着儿子海婴也来到了咖啡店。萧
红感到与许广平真是一见如故，特别是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很快就和萧红混熟了。后来，许广平曾以满怀诗意的笔调描述过这初次
的会面，“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
之执着，战斗，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临了，先
生又取出20元钱送到两萧面前，这使萧红萧军激动万分。
出于对导师的热爱和关心，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两萧便怀着不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鲁迅健康状况的忧虑。关于这一点，鲁迅显示出他一贯特有的达观态度，指出这是自然法则，不必为此而悲哀。其次，鲁迅回信中更多是对两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当他看到
两人目下正处于一种焦躁状态无法工作时，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
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毫无疑问，在先生忠告的背后所包含的无限情意，两萧是深深体会到的。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
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2005年11月5日20点
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延安，萧军工作在“文抗”，王实味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那么，萧军怎么搅到“王实
味事件”里去了呢？说来话长。
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
《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
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
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不肯承认自己
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加以逮捕。五年之后，王实味终于在山西兴县
被杀头。四十九年后，王实味得到平反昭雪……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
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萧军自恃与毛泽东的友情，便不假思索地答应，并登门说项，想
不到碰了软钉子。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毛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
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不再过问这件事，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
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过了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
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
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散会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
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之类，被一位女同志
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于是形势严峻起来。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
拒绝了，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萧军怒气未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说明事实经过，阐明了自己对这
些问题的看法。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
1942年10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
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奋战群儒，毫不怯阵，越战越勇。整个两
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想看个究竟。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时辰也收不了场。大会主席吴玉章同志站
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
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压下怒气，尽力心平
气和地说：
“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
会上，有一位作家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盛气凌人地说：“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
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又爆发了。他腾地站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
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
妈的拉、蛋、倒！”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拂袖而去。
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待到1948年秋发生“文化报事件”时，这笔老账就被重新翻出来了！
对此，萧军晚年曾自嘲说：“这叫新账老账一齐算！好在我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咬，哈……哈……哈……”
应当说，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惹起的风波，并不是一个成熟革命者清醒的理智判断，而是一种感情用事造成的纠纷，这给萧军后来的
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2005年11月5日20点
还萧红与萧军本来面目——简评秋石对“文坛二萧”的研究
长期以来，已故著名作家萧军背负着两口“黑锅”。一为众所周知——缘自1948年哈尔滨发生的那场非常事件，当时的中共东北局给这位鲁迅学生、党外作家扣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并在全东北解放区范围内进行公开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予以平反。另一口“黑锅”，起源要更为早些，持续时间也更为久远，至1988年他逝世时也未被摘除，这就是在现代文坛上众说纷纭的关于他和早期爱侣萧红之间的恩恩怨怨……六十多年来，他一直被这口“黑锅”所重压，而它因属“家务事”，自然不会有什么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来论断。未想到在新老世纪之交，却被一个“小人物”给摘除了——作家秋石（本名贺金祥）历经二十年潜心研究，及与十余位三十年代见证人反复叙谈、深究，并经数十次实地实人调查、考证，费时两年三易其稿写就的《萧红与萧军》一书，用大量确凿无误的事实说清了这个问题。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在本书序言所指出：秋石的这部新作“将给予广大中外读者一部充满新意而又真实生动地关于两萧的生活传记”。
《萧红与萧军》不是秋石的处女作，也不是他的首部研萧之作。此前，他曾出版过一本深受各方好评的研萧文集——融史料、研究、辩诬、怀念、回忆于一体的《聚讼纷纭说萧军》。
为了写好这本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据了解，秋石先后去了南京、杭州、北京、哈尔滨、锦州、呼兰等地寻访曾与“两萧”有过来往的好友及知情人，叙谈并考证了有关细节，研读了500万字以上的有关著作、左翼文学史料。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典故、一个出处，他不仅查阅了“两萧”生前所写的文章及好友的回忆、怀念文章，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一一核对鲁迅书信日记及其文章的出处，乃至上百次通过电话同远在北京、长春、沈阳、哈尔滨、海口、乌鲁木齐等地的知情人进行核实。例如，为搞清楚抗战初期两萧在战时中心武汉的一些细节，他不仅走访了居住在北京的梅志先生，而且还在长春找到了三十年代见证人蒋锡金先生，因而对这段时期的两萧生活、工作和投身抗日洪流及与国民党汪精卫投降派的斗争，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秋石撰写《萧红与萧军》这部长篇传记之前，已经有了海内外各类人士撰写的三十多种关于萧军和萧红的研究和传记版本。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或为萧红立传，或为萧军作评，众说纷纭，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比如两萧在危难中结合，最终又在战乱中悲剧性地分手，这个事实究竟原因何在？在此之前的这三十多个版本中，有一些是借助了女主人公萧红的话来加以佐证的。萧红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恨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此外，几十年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武断地下了这样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当初两萧结合时，爱情的天平的重心就不对，是偏向萧军一边的……”而秋石的《萧红与萧军》一书却强调了两萧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由鲁迅一手扶植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对我国革命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建树。弥足珍贵的是，秋石在该书中真实地描述了鲁迅对来自沦陷区青年作家的无限关爱和扶持，在同类研究中首次全方位地对鲁迅回复两萧的全部53封书信逐一进行解析，穿插鲁迅同两萧交往的一个又一个的真实故事，重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该书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迄今为止仅存于世的萧红的两首旧体诗；1936年3月27日由鲁迅授意、萧军起草整理的鲁迅、茅盾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贺电；鲁迅断然否决某“奴隶总管”要求萧军加入左联的真正原因；1936年5月鲁迅与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晤谈的细节及对两萧的高度评价；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由留日学生自发举行并由左联东京支部主持召开的鲁迅先生追悼会上，萧红被公推为大会主席等等。
针对在此之前一些版本中大肆渲染的所谓两萧离异、所谓萧红同多名男人同居的“细节”（实为望风捕影恣意杜撰的地摊文学式的花边新闻）的描写，以及对萧军救萧红别有用心的渲染，秋石则依据确凿无误的史料一一加以批驳和纠正。诚如作家在该书《后记》中强调的那样：作为后人，在评判先人尤其是在评判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和重要建树的人物时，首要的一条是要尊重史实，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引用当年萧军救萧红、两萧结合和两萧南下流亡最具权威的见证人舒群生前客观、公正的结论后，秋石指出：除了萧军救萧红出苦海这个根本前提，我认为，我们还应当尊重以下事实：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在《萧红与萧军》一书描写到萧红临终的情景时，作者直截了当地引用了萧红所倾吐的心声：“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这轻轻的一笔，使我们看到了萧红对萧军的一往情深，从而使得那些不负责任的种种猜测不攻自破。
对于《萧红与萧军》一书的写作，作家大容量地采用了纪实与考证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因而也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感受；对那些无视史实、谬误百出的“传记”予以严正抨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人们都还记得1994年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名叫李家的人所写的长达15000字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文中内容不乏对鲁迅、对鲁迅的学生、对左翼文学阵营的诬蔑、攻击。当这则别有用心的长文被改头换面地转摘于内地一些报刊时，秋石曾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确凿无误的材料，在诸多文坛老前辈的支持下，于《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的长文，进行了辩诬。半年后，秋石再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白云原自一身轻——缅怀萧军先生》的长文，以确凿可信的史料描述了萧军当年在延安时同毛泽东的交往和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可贵贡献，以及萧军在彭真、胡风、丁玲等人身处逆境时不顾个人安危而仗义执言的种种感人行为。此后，他又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研萧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分别是：《毛泽东与萧军》、《彭真与萧军》、《鲁迅与萧军》、《萧军与王实味事件》。如《鲁迅与萧军》一文于《文汇报》刊出时，周海婴先生读了，认为是“比较真实、可信”。
现在，继出版《聚讼纷纭说萧军》专著后，他又向我们捧出了《萧红与萧军》这部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作品，望着这两本沉甸甸的书，我想，这就是作家辛勤劳动的收获所在。诚如一位三十年代左联成员对他说的话：你替萧军正名，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所有历史上遭遇过不公正和冤屈的老一代作家正名。听说，他目前又埋头于他的第三部研萧作品的写作。这是令人高兴的信息。
我们期待着秋石更多的收获。
2005年11月5日20点
风雨中忆萧红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的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砂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于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 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末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那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2005年11月5日20点
萧红的地：封锁和游离——关于《呼兰河传》及其女性空间
宋晓萍
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就是萧红途经的所有地方，也是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她的归宿。
对萧红来说，“呼兰河“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它同时是一条绵延的具有贯穿性的线（河）和一个固定的点（城）；事实上，它象征性的暗示了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安居同样强烈的渴望。
这样，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距哈尔滨三十公里）和时间（萧红十六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确证着萧红的“在“与“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流动不息，穿越众多人事纷纭和离合聚散，与萧红一起经历一次又一次出走，体验生命的创痛和无奈，始终在她心里--它是萧红随身携带的“家“，动荡中的“定“：大门外的流浪者，在没有回忆的空虚的景色中，我们每人 带着一瓮家乡的土 很久以来收拢来的能摸的着的〖1〗
值得注意的是，“呼兰河“在萧红那里极具私人性和独特性，它更多地属于萧红的个人体验：她的想象、记忆、梦幻和文字--属于萧红的心灵空间和私人地图。很明显，通过一个小小的变异，萧红独自创造和拥有了这个名字；而“地图上仅列’呼兰’而无’河’字。“〖2〗
在香港，“呼兰河“以话语的形式公开而完整的浮现；这使萧红在世的最后一个空间（香港）和最初的空间（呼兰河）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换句话说，文字、记忆和幻想侵吞了萧红的现实生活，香港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开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和缝隙。这种空间的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缘于一种相似的寂寞（从字型看，寂寞与空间有关）。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3〗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她从最北端走到了最南方，她仍然是寂寞的：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4〗，这种寂寞对她是“可怕的“，也是“最大的威胁“。皖南事变以后的香港文坛，其实是热闹的，空前活跃，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她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5〗。这是个“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一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一个小女人的寂寞心境，被遗忘，被忽略，被批评，甚至被误解。〖6〗
看来，萧红唯一可以把握的，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像要抓住些什么，把自己从虚无中解救出来--只有细节，才是切身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相同的寂寞，使萧红的过去和此刻，远方和此地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中包容了吸引/排斥，拥抱/抵制，清晰/模糊，凸现/隐匿等诸种可能性。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充分显示了一个出走的灵魂，对肉身的暧昧情绪：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坚决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深深纠缠；她勇往直前，却只为叶落归根。
她离开时，没想到要回来。
她回来时，却是永远离开。
确实，“呼兰河“成了萧红永远无法统一、永远矛盾着的女性空间的象征。她或者留在这个固定空间里，享受稳定、可靠、安全、温暖，同时忍受沉闷、单调、压抑、封闭甚至窒息；或者像水一样四处漂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流浪，同时也要面对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这种尖锐冲突着的空间意识，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感觉到了：“要么觉得世界在抛弃她、拒斥她；要么觉得世界向她紧逼，强迫她进入一个预定角色“，对这种截然对立、完全不能调和的空间，普拉斯是“以不共戴天的仇恨作出反应“，结果是精神分裂，彻底崩溃，以自杀告终。萧红的反应没有这么激烈，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犹豫、反复、后悔、摇摆不定，她的生命力也这样被慢慢侵蚀，损耗殆尽。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的萧红，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这种空间矛盾。
2005年11月5日20点
逃离呼兰河仅仅是一个开端。但这个行为最终成为萧红一生命运的一个隐喻。
一旦逃离开始，萧红就再也没有办法停止了。她仿佛穿上了传说中的那双红舞鞋，永远不能停止舞蹈，除非生命终结。呼兰河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萧红的家，这样，她一再丧失停驻的理由。在四处漫游的过程中，萧红渴望一种扎根的条件；这样的条件似乎也出现过：比如爱情，比如怀孕，甚至仅仅是乱世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要求--所有这些一旦出现，立即改变，不是变得似是而非，转瞬即逝；就是变得摇摇晃晃，不可信托。萧红只好一再离开。说到底，萧红的不断离开，其实是为了真正的留下来；而她的每一次短暂的留下，却只是一再确证她不得不走的命运--这是萧红无法解开的“怪圈“，“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J（端木蕻良）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她无力或者说不愿从与男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中分手自立，不是因为她“有种被虐待狂似的“，只是因为她始终无法确定哪种空间形式更适合自己：是封锁空间的安全，还是流浪空间的自由？也许，萧红和朱斯蒂娜一样：
只有在逃跑的行为过程中才总是自由的，因为她永远处在奔逃的路上，这条道路尽管充满艰险，却总比那些庇护所更安全。她每每怀着解脱的心情所找到的这些庇护所，为她提供的只有痛苦。〖14〗
有两次，萧红被动的留下了。一次在自己的家里，她被软禁起来等待与一个陌生男人成亲；一次在旅馆，她被自私的男人作为抵债的东西留下。这两次身不由己的被迫“留下“，成了萧红至为惨痛的经历。
从1927-1942年，一生最美好的时间（十七八岁到三十出头）里，萧红有过十五次以上的“离开“；如果平均计算一下，她在每个地方住的时间不超过一年。这些地方包括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等，事实上，她从没在一处真正住过两年以上；这还没算上城市内部的搬迁，如1934-1936年，不到两年时间，萧红在上海至少换了七八个住处。很明显，萧红在空间上长期处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中。
频繁的迁移，居无定所，破坏了萧红内心深处的某种平衡；她身体的虚弱，种种病痛的缠身，未老先衰，应该是外在空间（现实生活环境）的隐痛在内在小空间（身体）上留下的“后遗症“。她“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才二十几岁就有“花白头发“了，时常头痛，据说还有一种“宿疾“--“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象生大病一样。“〖15〗
朋友们注意到，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她们并排走。“〖16〗这种空间距离，也许已经注定了两个人的关系：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的味道；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17〗，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是事实。所以，当萧红自己决定与萧军分手时，萧军多少有点自尊心受伤，但仍然自以为是，“让她自己走，她回为了过度牵挂我，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那一前一后的空间关系，实际上也暗示了他们最终的劳燕分飞。两人在上海期间曾一度关系紧张，决定分开一段时间。1936年，萧红去了日本。但那段“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的异国生活，萧红却有些不惯，无法忍受萧军不在身边。不到一年（一九三七年一月）萧红就回来了，她“神采飞扬，兴致甚高“，梦想再和萧军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她又一次失望了。萧军这阶段政治活动非常活跃，行踪不定，对萧红却日渐疏远，“根本没时间与萧红在一块，即使在家中的有限时间也有了问题“（据说萧军常打萧红）。〖18〗 萧红再次离家出走，四月二十三日在坐火车去北京的途中，萧红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空间：“窗外平地上尽是些坟墓，远处并且飞着乌鸦和别的大鸟“〖19〗，也许从这一刻起，萧红开始对萧军灰心了。
然而，另一种“离开“更彻底的击碎了萧红的梦，她被迫一次次离开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离开一种固定性：而那常常是美好、温暖和可靠的。
2005年11月5日20点
童年，那“祖父的房里“（“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20〗)和那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的后花园里的快乐，一去不返。初恋，同居生活，那个二龙坑的“有一棵大枣树“的四合院，也早成了一场令人心悸的噩梦。曾经有过的恩爱，患难中的爱情，却成了彼此的伤害，选择乡宁、奔吉游击队生活的萧军，和随丁玲去西安的萧红，空间分歧使他们重修旧好、破镜重圆的梦完全碎了；两个月后的再次重逢也不过是交叉而过，各奔东西：回武汉的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入川的萧军将结识王德芬。
萧红的每次怀孕使她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负心男人的孩子；她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这种割裂状态折磨着她。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这种身体内部的血肉分离和留下的无法填补的空洞，对萧红也许是最致命的“离开“。而在最危险的逃难过程中，一直到临产，“丈夫“端木也没有在她身边陪着。
因为与端木的结合，一些朋友颇多异议，惋惜，谴责和冷淡，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吗？“萧红的“孤立“与日俱增，她愤愤不平的表示：“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不能为朋友的理想方式去生活------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这样，友情也离她而去了。
这种游离不定的空间和生活状态，这种“永远在别处“的现实处境，直接导致了萧红对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战争、政治等重大问题的某种疏离。即使她的作品中曾有抗战内容，也显得牵强、陌生、不真实，笔调松散，不能使人信服。被赞美为“政治觉醒“和“触发抗日精神“的《生死场》，只是再次证明了“萧红对时局的了解是多么有限，对当时的情况是多么模糊“〖21〗。在很大程度上，《生死场》被政治化的误读了。与此相反，萧红更为关注的显然是私人空间，特别是身体，以及与身体经验有关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生老病死，比如病痛。无论如何，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是萧红唯一还能拥有的较为可靠的空间，尽管流产和病痛在某种程度上损坏了这个空间的完整性。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热闹非凡的香港文化界，萧红会感到“寂寞“；在《呼兰河传》里，“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却美得让人炫惑。萧红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大时代里独自寂寞的女人。她的疏离状态，她的个体性和私语性，她对身体的极端关注和敏感--构成了她的私人空间：在这里，那段历史被极其个人化的体验着，感受着和记录着，以个人史甚至身体史的方式书写着；萧红的声音，是在宏大的时代叙事边缘的一个细小却独特的声音。对一段历史来说，这同样重要，而且更真实，也更丰富。三 异乡沙砾--萧红的空间和命运。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而况送走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我的是异乡的风霜！ 〖22〗
这是萧红的空间，也是萧红的命运：从异乡又奔向异乡，像一颗沙砾。沙砾随风移动，却永不可能与任何其他东西融合，甚至连粘附也不能；靠得再近，贴得再紧，两颗沙砾仍是两颗沙砾，无法变成一颗。沙砾和沙砾，彼此疏离；就像萧红生命中有过的人、事和地。
萧红早期写过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广告副手》，这个布景换来换去的像电影一样的故事，让人体会到爱情之易碎性。一种没有固定点，没有根的生命，必然是脆弱的。虽然形式上和被囚禁相反，漂泊带来的痛苦却一样深。
最令我恐惧的是一种漂泊感，我觉得自己在一股自称是我的命运的激流中漂流，
似乎失去了过去的我，失去了少年时代的我。〖23〗同样的恐惧曼斯菲尔德也有过：几乎一写完，我就要在另一个房间读它，这就是生活。又打点好了行李，我启程去伦敦。我还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吗？〖24〗
这种游荡不定的生活使曼斯菲尔德怀疑幸福的可能性。这种游移和漂泊甚至使萧红丧失了对“故乡“这个概念的信任。当男性朋友们充满热情的期待着打回老家去，吃高粱米粥和咸盐豆时，萧红似乎显得缺乏热情，漫不经心：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意吃，很硬，有点发涩，可是经他们这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样热烈的，所以关了这一方面，我终究是不怎样亲切.
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淡漠，和萧军等人强烈的“故乡“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萧红不爱东北不想家吗？不，她只是本能的排斥那个抽象的、公共的、被赋予了很多政治意义甚至多少有点男性化了的“东北“，由男性命名的东三省；她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感受着那个遥远却清晰具体的家园：
我们那门前的高草，我们那后花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
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26〗
这个美丽的、细节化和感觉化了的空间，才是萧红真正的故乡。然而，在那次关于家乡的谈话中，萧红的回忆和想象经常被萧军打断；萧军的话语更具有压倒性和决定力量。关于家乡，他有地图，有很多回家的设计和安排，而且不由分说就替萧红决定了他的家就是她的“家“。不过，在萧红那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而我呢？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作为一个女性，萧红以她对空间的敏感，意识到“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并且尖锐的指出，“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显然，萧红并不认为萧军的那个男性故乡可以涵盖自己个人的故乡。
女性出生的那个空间，因为她将出嫁，从一开始就不是她的家；女性结婚后生活的那个空间，其实是陌生的、别人（丈夫）的家，她是一个无根的后来者。这种因结婚迁移而出现的空间断裂，使女性在本质上无“家“。对女人来说，只有丈夫的家，儿子的家，父亲的家，兄弟的家，从来没有“我“的家。这样，“妇女始终是离开了’自身’地点的地点，是一个被剥夺了自身地点的地点。“男人们感叹：“上帝，你赋予我们无数的森林，无边的大地和广阔的地平线。我们生活于其中，理应做强者、成巨人！“〖27〗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男人处处是家。相反，“从地球深处到辽阔的天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抢夺着女性的空间，作为交换，他为她买下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28〗，造成了女人的处处无家（甚至连关她的“房子“也不属于她）。
人类学家罗萨尔多认为，在一切已知的社会中，全部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前者与女性连在一起，后者和男性相连。〖2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公共领域“可以压制、涵盖或抹煞女性私人领域，就像萧军的“家“无法取代萧红自己的“家“；但这至少可以说明，男人和女人有着迥异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感觉，以至在萧军看来，萧红的空间意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这种遥远、生疏、无从把握的空旷感，正是萧红深深恐惧和逃避的。她是那么迫切的渴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身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爱她，关心她，支持她。为了躲避这种孤寂，在爱她的祖父死后，面对冰冷疏远的父亲和继母，她轻率的选择了与一个男人同居，“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现，她就会盲目的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这个“家“立刻就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30〗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了。对此，萧军并不懂，他也承认，“所谓’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以至“礼貌上“关心萧红，而且“很快就会忘掉“〖31〗。这“理性“，这“礼貌“，就是萧红和萧军之间的距离，他们无法抹平的空间差异。
萧红最怕一个人面对无边的寂寞和冷落，而命运偏偏让她一再独自面对孤独无助。武汉沦陷前夕，萧红与冯乃超夫人一起坐船离开武汉。已经怀孕的萧红在码头上跌了一跤，躺在地上好久没能起来，直到被一个船夫扶起；在宜昌，李夫人突然大咯血，萧红被迫一个人奔来奔去找船，那一刻，她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有了一种顿悟：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象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32〗
2005年11月5日20点
其实萧红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次，她遇到了丁玲，两人惺惺相惜。丁玲邀请萧红去延安，她的理由很充足：
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
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
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
较远大的。并且这里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33〗
同样身为女人，丁玲深知那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对萧红的损害，也深知一个平静安稳的空间对她的重要意义。她帮助萧红设计了一种新的生活：从日常琐碎中抽身，关注较为远大的事业，换句话说，放弃“小我“，融入集体中去。而这种生活的基本空间是：延安。（当初丁玲也是以革命的集体力量冲淡和化解个人的丧夫之痛。）不知什么原因，萧红并没有接受丁玲善意的邀请，而选择了继续南下，最终到了香港。有人认为萧红如果去了延安，也许不会这么年轻就去世；但以萧红的个性和气质，显然不适合延安，这个公共的、庞大的、有组织的理性空间。相反，香港这个空间的日常化、私人化、细节化、松散性和感官化，应该与萧红颇为投契。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的空间选择是必然的。有意思的是，与萧红一起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才情和个人风格的另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几乎同一时期也在享受香港的独特世俗生活，尽管两人素未谋面。
萧红以香港，同时以《呼兰河传》作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种必然，“〈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的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她对《呼兰河传》的整个写作过程，就是向终点（死亡）和起点（童年）靠近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她一方面为生命终结作预备，一方面又保持着她的过去，重复她的过去——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奇特的结构：向着死亡，也就向着出生。这种空间结构有效地打破了时间的线性结构，“对临死的经验伴随着童年记忆中花园的钟声“。
对于一个已然失去一切的人，不论他失去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度，在某个特
定的瞬间，语言总会变成一个家园……这个国度抹去了各种空间地理分界和时间分
野……〖34〗
萧红毕竟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呼兰河“老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为她铺平了路，文字也为她构建了家园。《呼兰河传》以及其他有关家乡的文字，构成了萧红创作中最杰出最成功的一部分，但这些自传体性质的作品，“远非传统文学可比“，特别是与一般男性自传体文在叙述和整体风格上截然不同：萧红关注的绝非生活中的大事，而是生活小节、对事物的感受和反应、家庭内外的气氛、过日子的方式等等，更多地牵涉个人私事。和一般自传涉及时间、涉及前后关联和构成生活的连续流程的做法不同，萧红更多地谈论空间和片断；这种片断的细节的散漫回忆，造成了一种距离感：与遥远时光的距离，与环境的疏离——这正是萧红所感觉到并想表达出来的空间感。
四． 虚拟、疏离和了结——《呼兰河传》的语法。
从某个角度看，《呼兰河传》是一个句号，一个总结；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一串省略号，有许多话没有说完；或者，它更应该是破折号，一切嘎然而止。不管怎么样，《呼兰河传》都是萧红想要回去的梦；而事实是，这种返回永远无法真正抵达。“这是你的家……可是在你的记忆之外它存在吗？“
2005年11月5日21点
萧红的回归渴望，在《呼兰河传》里化为一种奇特的虚拟语气，“仿儿童语气“：句式单纯明晰，显得稚拙，有时又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写严寒，写街，店铺，学堂，尤其是那个泥坑，这样由此及彼，没有中心，漫无边际而不厌其烦的絮絮讲述，似乎只有孩子（而且是寂寞的孩子）才会这样。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
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35〗
口齿伶俐又有点饶舌的受宠爱娇的小姑娘，活生生地在耳边嘀咕；每个句子短而完整，即使主语几乎都是“祖父“，却从未省略，这大约可见出祖父在童年萧红心中的地位；简单的句子逻辑一如童年单纯的生活。
其实，萧红很早就显示出她模仿“稚气的话语，天真烂漫的行为“的才华；但模仿毕竟只是模仿，我们仍能从《呼兰河传》里看到属于成人萧红的锐利目光和冷峻语气，她在写大泥坑时对当地人冷漠、守成、庸俗和自欺欺人的讽刺，绝非儿童所有。这种成人思想和孩子语气，成人观点和孩子视角的交织，形成了《呼兰河传》独特的风格：明净但不肤浅，深入而不复杂，始则轻松，继而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成人思想对孩子气的破坏，也多少暗示了回归童年的不可能：现实是破碎的，记忆同样是破碎的。用话语返回的，终究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字家园。因而在《呼兰河传》的结尾，还有一种相当明显的犹疑、不确定的语气，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萧红清醒的幻灭感：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 葵，……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36〗
蝴蝶、蚂蚱、蜻蜓；小黄瓜，大倭瓜；露珠、太阳、红霞；有二伯、老厨子、磨官以及邻居们，这些曾经构成了萧红的童年空间；如今，这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不可捉摸，“事事显得特别真切，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这种不确定的语气（也许），怀疑的语气（是不是），生疏隔离的语气（听说、不知、不晓得），再次强调和突出了香港和呼兰河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及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时间距离。写作文本的时空，和文本内的时空，只能无限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希望一个不复存在的虚幻的想象和记忆空间（“呼兰河“）给四处漂流的萧红一个确定点，一种稳定深入的根基，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在感到怀疑并不安地做出反抗的姿态的同时，他们怀念童年时那些明确肯定的事物“，然而事过境迁，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变化，那些曾经明晰的东西早已依稀。萧红最终明白，她一直在思念的，只是一片“失去了的国土“，一个“不能回去的家“。
至此，萧红只好自我了结。《呼兰河传》最后“尾声“部分短短四百字，出现了十几个“了“字，是萧红的无奈，也是她的放弃。“了“是既成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萧红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她只能就此了断。再多的不甘，再多的留恋，再多的希望，也只好一了百了。
与此同时，萧红的香港，也同样朝不保夕，像一艘随时会沉没的船。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大空间里，萧红唯一可以把握住的小空间——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写完《呼兰河传》后，萧红一度想去新加坡，“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但她最终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最后的痛苦的日子，得到了永久的解脱。
当身体消亡，所有的空间都不再有意义了。对萧红来说，没有了呼兰河，没有了香港，也没有了她一生由北向南的漫长的漂流——她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永恒的自由和安宁了。
2005年11月5日21点
注释：
〖1〗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张承谟译，1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
〖2〗〖6〗〖17〗〖18〗〖21〗葛浩文：《萧红评传》，15页，10页，106-107页，98页，60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
〖3〗〖4〗〖5〗茅盾：《〈呼兰河传〉序》，8页，5页，5-10页，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