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欢乐的日子要算是旧历除夕了。

我的大哥在外做瓦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过年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然后再抡起斧头，劈上一小垛柴。到了除夕之夜，先帮嫂嫂剁好饺子馅，然后就盘腿上炕，陪着祖母和父亲、母亲玩纸牌。剩下的活儿，就由嫂嫂全包了。’

一家人欢欢乐乐地说着、笑着。《笑林广记》上的故事，本是寥寥数语，虽说是笑话，但“包袱”不多，笑料有限。可到了父亲嘴里，说起来有味，听起来有趣了。原来，他自幼曾跟说书的练过这一招儿。他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却顾自站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我是个“自由民”，屋里屋外乱跑，但多数情况下听从嫂嫂调遣。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到了亥时正点，也就是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五更时刻，哥哥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下锅了。煮了一会，估摸着已经熟了，母亲总要在屋里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特别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为赚钱，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个铜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甜甜地说：“恭喜，恭喜!小弟的命就是好！”按照旧俗，谁能在大年夜里吃到铜钱，就会长年有福，一顺百顺。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哄然大笑。

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早几年姐姐和二哥相继去世。大哥、大嫂都长我20岁，他们成婚时，我才一岁多。嫂嫂姓孟，是本屯的姑娘，哥哥常年在外，她就经常把我抱到她的屋里去睡。她特别喜欢我，再忙再累也忘不了逗我玩，还给我缝制了许多衣裳。其时，母亲已经四十三四岁了，乐得清静，便听凭我整天泡在嫂嫂的屋里胡闹。后来，嫂嫂自己生了个小女孩，也还是照样地疼我抱我。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嫂嫂蒸的碗花糕。她有个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混过两年，别的没学会，但做一种蒸糕却是出色。一次，嫂嫂说她要“露一手”，不过，得准备一个大号瓷碗，乡下闭塞，买不着，最后，还是她回家把舅爷传下来的浅花瓷碗捧了过来。面团是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关于嫂嫂的相貌、模样，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小时候，我的祖母还在世，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朝每日愁眉不展，似乎从来也没见到过笑容；而我的嫂嫂却生成了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盈盈笑意。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比如，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只要看到嫂嫂那双笑眼，便一天云彩全散了，即使正在哭闹着，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立刻就会破涕为笑。

嫂嫂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通晓事体，记忆力也非常好。父亲讲过的故事，我小时在家里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她听过几遍后便能记下来。记得我五岁那年，哥哥突然染上疟疾，没熬几天便咽了气。冬去春来，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嫂嫂一连几天，起早睡晚，忙着给我缝制新衣，还做了两次碗花糕。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说是太劳累了，劝她停下来歇歇，她说，等小弟再大一点娶了媳妇，我们家就好了。

一天晚上，坐在灯下，父亲问她下步有什么打算，她明确地表示，守着两位老人、守着小弟弟、带着女儿过一辈子，哪里也不去。

父亲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没有掺半句假。可是……”

嫂嫂不让爹说下去，呜咽着说：“我不想听这个‘可是’。”

父亲说：“你的一片心情我们都领了，可你年轻，总要有个归宿。”

嫂嫂呜呜地哭个不停，翻来覆去，重复着一句话：“爹，妈，就把我当做你们的女儿吧！”嫂嫂又反复亲我，问：“小弟放不放嫂嫂走?”我一面晃着脑袋，一面号啕大哭。父亲、母亲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暂时就这样收场了。

但是，嫂嫂的归宿问题到底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一天夜间，父亲又和母亲说起这件事。他们说论起她的贤惠，是百里挑一，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可是，总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

第二天，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随后又把嫂嫂叫过去了，同她母亲一道，软一阵硬一阵，再次做她的思想工作。终归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嫂嫂同意改嫁了。两个月后，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寡妇改嫁一般都悄没声的，不举行婚礼，也不坐娶亲轿，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那一天，为了怕我伤心，嫂嫂是趁着我上学，悄悄地溜出家门的。

午间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刷刷地流下，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每年，嫂嫂都要回娘家一两次。一进门，就让她的侄子跑来送信，叫父亲母亲带我过去。因为旧俗，寡妇改嫁后再不能登原来婆家的门，所谓“嫁出的媳妇泼出的水”。见面后，嫂嫂先上下打量我，说“又长高了”，“比上次瘦了”，坐在炕沿上，把我夹在两腿中间，亲亲热热地同父亲拉着话，像女儿见到爹妈一样，说起来就没完。送走父亲母亲，还要留我住上两天，赶上私塾开学，早上直接把我送到校舍去。这样，一直到我长到十三四岁。

后来我进县城、省城读书，又长期在外工作，难得见上嫂子一面了。因早年丧痛，又过分劳累，听说她身体一直不好。早些年一次回去探家，听母亲说，嫂嫂患急病去世了。我感到万分难过，万分悲戚，觉得从她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而我给予她的又太少太少，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伟大女性……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她走后，我和你父亲更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父亲手哆嗦了，碗又太重，摔了……”

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蒸碗花糕的浅花瓷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