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活跃在诗坛上的“七月派”诗人，大部分于50年代中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而被迫搁笔。绿原、曾卓、牛汉、鲁藜、冀汸、彭燕郊、唐祈等这些健在的蒙难者，在重获政治生命后，重新执笔为新时代歌唱，绿原、曾卓、牛汉就是其中的代表。

      曾卓 是一位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诗人。倾吐情感，袒露心胸，是他诗歌最主要的特点。他坚信，诗神是不能被欺骗的，他要求的首先是感情上的忠实。他“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他的诗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负伤的、痛苦的，然而又是坚强的、充满活力的“骚动的灵魂”，是一位战士重获战斗权利的喜悦和激情。当突然的风暴使他在“沙漠中飘泊”，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是谁呢》）的时候，他用“严肃而又明澈的心情”拷问着“自己的一生”，“张开双臂迎接新生命中又一个黎明”（《醒来》）；“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压倒”，他同“颓唐”、“梦魇”进行“决死的斗争”，期待着、寻求着渴望获得第二次生命：“不要遗弃我呵，/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我是你的期待呼唤的浪子，/我是你寻求战旗的士兵。”（《我期待，我寻求……》）。这里，苛刻的自责和近乎愚钝的忠诚，真实地再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境遇中对集体、对理想依恋和追求的感情历程。

      如果说曾卓1957年的《寂寞的小花》表现出一个孤独与寂寞的“自我”，而写于1975年的《生命》开始表现出自信，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生命的激流》、《海之迷》、《呼唤》等诗的“自我”，已从寂寞和孤独中走出来，成为一位追求伟大事业的探索者了。曾卓诗中的“自我”，记录着诗人的遭遇和思想的演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几十年来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异。诗人的不幸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时代的原因。诗人在逆境中不仅写政治抒情诗，还写了不少爱情诗，著名的有《有赠》、《两只小船》、《我能给你的》、《感激》、《无言的歌》等。这些诗所表现的是一个受凌辱的勇士得到亲人的爱抚、鼓励时内心泛起的微妙的感情波澜：既有期待的痛苦，也有重逢的喜悦；既有默默无言的感激，也有铭心刻骨的誓言。这是诗人献给妻子的一首首情深意笃的心曲，也是对那些蒙冤者的忠贞的伴侣由衷的赞美：“你的含泪微笑的眼睛是一座炼狱。/你的晶莹的泪光焚冶着我的灵魂。/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有赠》）。

      曾卓诗的感情是真挚的，形象是鲜明的。不论是“荒凉的峭崖上”的“美丽的小花”（《寂寞的小花》），还是“暴风雨中”失而复“会”的两只小船（《两只小船》），抑或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饥饿、劳累、困顿”的“旅客”（《有赠》）；不论是“在高空自由地盘旋”的鹰（《呵，有一只鹰……》），还是“即将倾跌进深谷”的树（《悬崖边的树》），抑或是“怀念大海，向往大海”的老水手（《老水手的歌》），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融含着一种坚强、真诚、坦荡无私的人格力量，能引起人们广泛的联想和强烈的共鸣。《悬崖边的树》写得尤为感人。全诗托物寄兴，以树喻人，塑造了一位遭飓风突袭，面临深渊而“倔强”地向上奋争的艺术形象。树尽管被“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吹到了“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的身体被风吹折而“弯曲”，显得“孤独”、“寂寞”，然而，即使面临粉身碎骨的绝境，仍“要展翅飞翔……”。这首诗通过“弯曲”的树的形象，联系到意欲“展翅飞翔”的鹰，恰切地描绘了一位身处逆境而又昂扬奋进的战士形象，既描写了其惨遭厄运仍保持着对生活的坚强信念，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又以冷峻的语言，画出了一代人被扭曲的生活形态与执着追求的人格精神，融合了一代人灵魂的精神结构，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这首诗既是曾卓的代表作，也是新时期诗坛上的重要收获。

      曾卓对古典诗词和外国文学有较深的素养，其诗作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启迪，他认为“诗人必须在生活的洪流中去沐浴自己的灵魂。必须心中有光，才能在生活中看到诗，才能在诗中照亮他所歌唱的生活。 ”正如牛汉所说：“他的诗即使是遍体伤痕，也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不论写青春或爱情，还是写寂寞与期待，写遥远的怀念，写获得第二次生命般的重逢，读起来都可以一唱三叹，可以反复地吟诵，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它们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诗句是湿润的、流动的，像泪那样湿润，像血那样流动。 ”他的诗是心灵坦荡而深沉的歌，饱和着血与泪，他善于从个人的体验中提炼出使人警醒、启人睿智的思想，让浓郁的诗情在饱和情感的思想中油然而生。格调清新，语言凝练，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诗人牛汉 新时期出版的诗作，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80年以前的诗大多写于“五七”干校，这是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当时当地，几乎人人都以为诗咽了气 ……可是牛汉却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重负之下，从“大自然的创伤与痛苦”中引起他“心灵”的“共鸣”。其作品几乎全都是托草木以言志，借鸟兽以抒情，抒发“自我”的变异，显示了诗人在说假话受褒奖，说真话遭戕害的时代，不甘寂寞，不愿沉默，曲折地表达他对美丑、善恶的扬抑、褒贬，对社会人生的批评和追求的智慧与策略。在这些作品中，映照着诗人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是诗人“自我”的物化。如《鹰的诞生》，以浓重而粗犷的笔墨，描绘了鹰在“暴风雨里”诞生，在“电闪雷鸣”的交响乐中唱着“激越而悠长的歌声”的壮烈场面；《华南虎》中的虎的形象，虽被囚禁，趾爪被铰，牙齿被锯，但仍渴求自由，向往“苍苍莽莽的山林”，还用尾巴鞭击那些“可怜而又可笑的观众”，发出石破天惊的咆哮声。这些描写，燃烧着诗人火热的感情与鲜明的爱憎。《半棵树》、《车前草》、《毛竹的根》、《巨大的根块》、《蚯蚓的血》等诗，把一些被砍伐、被践踏、被鄙视的生物写得有感情、有思想、有血肉、有骨气，是那个特殊时期一些虽遭厄运而灵魂高洁的被害者的化身。“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的半棵树，尽管只剩下半棵树了，却“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还是一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棵树那样伟岸”，这种不屈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其象征性是异常鲜明的，给人的印象也是异常深刻的。绿原说牛汉的这些诗是一部表现“异化过程的变形记⑤”，是不无道理的。《悼念一棵枫树》写“最高大的枫树”被伐倒三天以后，“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招引着“湖边的白鹤”和远方的“老鹰”；即使被肢解为宽阔的木板，仍散发着芳香和“凝固的泪珠”。“它象征着那个特殊时期一个个无辜被害的革命烈士的死，象征千百万人民对他们的沉痛而愤怒的悼念⑥”。枫树横遭砍伐的年代虽已过去，但悲剧却是令人难忘的。《铁的山脉》和《丰碑》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者写铁山虽遭风、雨、雷、电的袭击而“一直坚忍地等待着”“献身的时刻”和“粉身碎骨的幸福”，生动地概括了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误解、受屈辱的爱国者的精神风貌；后者写天安门前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的那些“粗糙的花岗岩”和“朴素的水泥砖”，为能铺成“宽阔的路”和“神圣的广场”而感到由衷欢欣，赞扬了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献身的普通人的高贵品质。这种献身精神，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所在，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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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汉80年代以后的诗作，向着两个方向突进：一是继续沿着《毛竹的根》、《华南虎》等诗作向深层拓展，将痛苦的磨炼与意志的坚韧，灾难的深重与理性的企求，巨大的挫折与矢志不渝的精神铸成鲜明形象。如《鹰的归宿》、《鹰是如何变成星的童话》、《复杂的刺》等。它们是由作者疼痛的骨头和伤疤的灵敏感觉生发而成的。每个字都带着痛苦。它有深的根，深入到一段历史最隐秘处 ，展示了他对诗美、对生活、对人类前途的无止境的探求，显示了诗人“站在自然与社会之间，力求向人世艰难与人生艰难与人生忧患的深处探寻，把自己的痛苦与欢乐”，“溶入由坚韧行进而萌生的幻景与欲望之中 ”，爆发出诗的光彩，如《阳光恋》、《呐喊》、《梦游》、《诗人和鹅和小河》、《空旷的远方》等。代表作《梦游》，以意识流动、时空交错，时梦时真、时虚时实，抒发了一种痛苦的人生体验，“一种与人生的感悟相渗透的隐秘的心灵活动”，表现了诗人“希望从灾难和历史的阴影中突围出来”，“让历史从灾难中走出来③”的人生体验和艺术追求。

      牛汉以浸润着诗人人生体验的真情和深刻的思想意蕴结合，艺术上追求力与美的结合，粗犷与豪放交融。他后期的诗比前期的诗凝重深沉，更多了一些苦涩。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写自由体诗，从坎坷的生活经历中努力捕捉同他的个性、时代精神相辉映的鲜活意象，用朴素的现代口语抒写出真挚而深隽的感情。这种形式、韵律与内在感情协调一致的境界不易达到，但诗人始终在追求着。他的诗以自己生活经历的脉息打动读者的心，给人以诗美的愉悦与诗思的启迪。但有些诗作有题材上的重复和形式上不够凝炼的缺点。

      在诗人绿原④的诗作中，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始终是他诗歌的一个鲜明主题。即使在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而仅写的一首诗《又一名哥伦布》中，他仍以二十世纪的哥伦布自况，尽管他不像当年的哥伦布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没有“圣玛丽娅”号船和众多的水手，而只有孤身一人和“四堵苍黄的粉墙”，却在巨大的寂寞和忧伤中思索着，于无边的险浪和痛苦中追求着，他“坚信前边就是‘印度’——/即使终于达不到了印度/他一定也会发现一个新大陆”，即坚信“时间老人”的公正判决。“文革”期间，他陆续写了十几首诗，表达了在险恶环境中对现实的深沉思考。他坚信“明天照样出太阳/田野里照样有花香”（《但切不可悲伤》）。从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预言“四五”烈士们的鲜血将变成“无穷无尽愤怒的微粒，/充塞着全中国的空气”（《不是奇迹》）。他复出后的第一声呼唤就是：“诗人的坐标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人民的代言人才是诗的顶峰”（《听诗人钱学森讲学》）。他赤诚赞美党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但愿自己能象一朵蒲公英/把最后一点微甘的苦汁分泌出来”献给“伟大的‘四化’长征”（《献给我的保护人》）。即使他远涉重洋访问异国，也时时眷恋着祖国和人民，因为在诗人看来，“异国是爱国主义的培养基，/别离是爱情的维生素”（《白云书简》）。诗人在回顾一生中坎坷地写诗的过程时曾说：“写作决不是个人的什么‘名山事业’，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方式；任何一点成绩都只是人民的乳汁和眼泪的结晶 ”。正如人们评论的那样，半个世纪以来，绿原就是他把诗作为血液，融入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的结果。几十年来，诗人始终坚持着这一信条，为人民、为祖国、为理想唱着痛苦而欢乐的歌。

      绿原的诗，具有冷峻的思辨色彩和浓郁的理性成分。这同他长期与世隔绝的孤独寂寞以及从事文艺理论翻译工作是分不开的。然而，绿原又是一位感情沸点很高的诗人，他的感情的高温可以熔化理性的岩石，使诗作达到理与情的结合。正如诗人罗洛所形容的那样，“诗拒绝僵化的既成的教条，而拥抱智慧和理性，就像果肉拥抱果核一样 ”。绿原的诗不仅有充沛、真挚、丰富的感情，而且有新鲜、明晰、深刻的思想，能动人以情，晓人以理。他的诗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血有肉有思想。《又一个哥伦布》抒发了他内心的巨大痛苦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将深刻的理融化为深沉的情。《重读<圣经>》通过《圣经》故事巧妙地对十年浩劫的混乱局面进行了猛烈抨击，既给人以感情上的震动，又启迪人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听诗人钱学森讲学》、《歌德二三事》、《读泰戈尔》、《读聂鲁达》、《读里尔克》、《读惠特曼》、《读波特莱尔》等诗作，以对现实和历史人物的歌吟，表达了他对人生和艺术思考的理趣。《酸葡萄集》则是一组理念较强的关于诗的诗，诗人力求以凝炼的感情去浸润他要表达的思想，以独特的视角去表现他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于情趣中给人以启示。

      绿原同“七月派”的诗人一样是自由诗的自觉追随者，而且是卓有成就的一个。他的诗语言朴素、明朗隽永，以现代口语和内在韵律来表现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力求人和诗、政治和艺术、哲理和感情、经验和才华结合。如《兵马俑在耳语》、《半坡村的下午》、《日耳曼古森林的怪石群》、《过罗莱茵》、《威利巴德埃森一座少女雕像》、《戈廷根的鹅姑娘》等。但也有个别诗篇有理念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