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何时何地林语堂开始接触“公安三袁”的,这恐怕很难确定,因为林语堂未明确说明过,但大致说来可追溯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可能与周作人的影响有关。如在1925年周作人就将中国现代散文与明清小品联系起来(周作人:《陶庵梦忆序》,《知堂书话》,海南出版社,1997年),1928年周作人就明确说:“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周作人:《杂拌儿跋》,《知堂书话》,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918页)这在当时的文坛无疑是新声,影响颇大。而作为周作人好友的林语堂不能对此一无所知。而有案可稽的证明是,1932年林语堂表示说:“近读岂明(即周作人,兆胜注)先生《近代文学之源流》(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书店有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专选此派文字,可供参考),而将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袁枚诸人归入一派系,认为现代散文之祖宗,不觉大喜。”(林语堂:《新旧文学》,《论语》第7期,1932年12月16日)而1932年12月8日林语堂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也有这样的话:“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Love at first sight)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的作家,自会恨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自乐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此文后发表于1933年2月《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其实,林语堂说袁中郎喜欢徐文长的话,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明他自己;换言之,正是因为林语堂有此体味与感受,所以他才能以这样的比拟来谈袁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