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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作者:马治权

       2003年末,我收到一套《梁衡文集》,共九卷,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封面书名题字为赵朴初先生,扉页书名题字为季羡林先生。

       在这之前,我已读了他不少的散文篇什,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特利尔的幽灵》、《跨越百年的美丽》、《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和《把栏杆拍遍》等。这些篇什大都是梁衡的名篇,有些是他直接寄给我的,有些是我向他约稿的,有些是从其他刊物上看到的,但那时因为在编刊物,时间有限,所以看的不甚仔细,有些稿子只是粗粗地浏览一遍。当然也有细读的,比如他写瞿秋白的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我不仅从头至尾细细地读完,而且反复读了几遍,然后很快给他复了信。我在信中说:冷峻的笔调和深海波涛似的情感,就像一位赛马高手,迟迟不肯放纵,但我们已经从那节奏和身姿中感觉到了速度,我们的感情在为作者所操纵,我们想哭但作者却需要我们理智,我们想呐喊,但作者却让我们冷静,他反复地吟咏着秋白用生命抒写的诗章,却不流露出愤世的激情,结果让笔致曲折而温婉,凝炼而隽永,是抒情又是思索,是总结又是探寻,是追思也是叹惋,是崇敬也是惜憾,那种经过长时间的灵魂搏斗以后对资料的独特剪辑,那种“百炼成钢绕指柔”的谋篇布局及驾驭文字的功力,那种建立在对历史深研之后的穿透力,那种一咏三叹九曲回肠的韵致,都使这篇文章变得不同寻常。

       信寄出以后,我很快有了悔意,我觉得似乎有溢美之嫌,这篇文章即使是像我说得那样,打个电话说说也就行了,何必那样激动!

       这封信没有收到梁衡的回信,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工作忙。过了很久,我到北京去看他,他说,你写给我的信我看了,算是一家之言,也算是对我的一种鼓励。我没有给你回信,是因为我不好意思,但我把你的信收在了“读者反馈”里了。说着,他拿出一沓打印的稿子,全是读者与专家的评论。

       这次,我从《梁衡文集》中又读到了一段类似的文字。他写道: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出版后,1987年4月《批评家》和《语文报》专门为我举行了一次作品讨论会。当然是肯定与赞扬的话多一些,我坐在桌旁,脸热得不敢抬头。这段文字,印证了我的感觉:梁衡像许多哲人贤者一样,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因此也就给自己定了个基本的调子,今后,在看他的文章时,做诤友,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我和梁衡,不是患难之交,也非同学至友,我只是一位受恩于他的杂志编辑。但人与人之间,有时很奇特,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写得那样:我想今天与朴老相会钓鱼台,是有缘。要不怎么我先不来,后来又来了呢?怎么正好桌子上又摆了几本供我们谈话的杂志?但这缘又不只是眼前的机缘,在前几十年我便与朴老心缘相连了,这缘也不只是佛缘,倒是在艺术、诗词等方面早与朴老文缘相连了;缘是什么?缘原来是张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张网就越张越大,它有无数个网眼,总会让你撞上的,所以,好人、名人、伟人总是缘接四海。缘原来是一棵树,德行越高学问越深的人,这树的浓阴就越密越厚,人们总愿得到他的荫护,愿追随他。佛海无边,其实是佛学里所含的哲学、文学、艺术浩如烟海,于是佛法自然就是无边无际的了。难怪我们这么多人都与佛有缘。富在深山有远客,贫居闹市无人问。资本是缘,但这资本可以是财富,也可以是学识、人品、力量、智慧。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他人,或被人相识。一个在精神上平淡的人与外部世界是很少有缘的。缘是机会,更是这种机会的准备。

       这段话写于1993年12月,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梁衡。梁衡写这段话完全是从普遍意义上来讲的,也就是哲学上所讲的共性。但这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我认识梁衡,正是缘于梁衡是一位“精神上富有的人”。

       我第一次与他晤面,是在新闻出版署他的办公室,他那时已是副署长,我通过他大学同学的关系找到他,他很谦和地接待了我。我给他拿了点陕西特产,他说,“大老远的,你拿这东西也不容易,你就放下吧,多钱?”我说:“不值钱,几百元。”他说:“几百元?那我也就不给你钱了,一会儿我也送你点东西。你说,啥事?”我说:“你给《各界》一个公开刊号吧!”梁衡说:“民主党派办刊还是可以的,我给你报一下,试试。”他让我坐下,又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从书柜拿出十多本他写的书——《新闻绿叶的脉络》,要我送给编辑部的同道,其中一本签上名送给了我。

       就在他签名的时候,我站起身来走过去,看到了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张玄墓志》是名帖,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俗称《张黑女墓志》。志石刻于北魏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原石早已不存,仅存何绍基所得墨拓孤本,历来为书法家收藏家所重视。此帖书法精美,清代书论家包世臣在跋中评曰:“此帖骏利如《隽修罗》,员折如《朱君山》,疏朗如《张猛龙》,静密如《敬显隽》。”

       包世臣用几种北魏书风来比较《张黑女墓志》的广涵,说明此帖属书法中的阳春白雪,需有极高文化修养才能感悟其中蕴含的妙味。何绍基在此帖后也有跋语,他写道:“余自得此帖后,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戍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

       以上是我当时看到梁衡案上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时所说的话。我说何绍基旅行两万余里,此帖一直伴随在身,无时不在欣赏。没想到梁衡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缩印本说:“我也是这样做的。”

       初次晤面,是《张玄墓志》缩小了我俩的距离。他是惊奇我对《张玄墓志》的熟悉,我是钦敬他在从政之余不仅喜好文学,而且也如此喜欢书法。这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所写的“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缘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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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精神上相通了,他有稿件往来,我有信函回复。每看到他的新作,难免不为他的才华所冲动。于是就想,梁衡身兼重任,管理着全国上万家报刊杂志,他哪有时间写这样好的文章?一定牺牲了许多的节假日吧。所以又想,他做官不免有些可惜!假如他像许多专业作家,能静下心来专门写文章,那会有多少好文章问世啊!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又给梁衡写信,我在信中把我的想法如实写了出来,希望他能逐渐隐退到一个有更多时间搞创作的岗位上。梁衡接信后,一如以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大概不想拂我的面子,或者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复杂。“人各有志,不可强勉。”我也知趣,以后便再也没有提类似的话题。

       但我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在清华演讲,同学们向他提问题,说:“让你重新选择,你会做什么?”他回答:“做官。”我想我当时是有点自以为是了!我不仅不支持他做官,反而鼓励他隐退。其实他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写文章只是他政治抱负的一种宣言。他十分喜欢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在这些文章中极尽能事地渲染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我想,梁衡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皆因为他在政治上与这些人物感同身受。假如他不是现在这种角色,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那么他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感觉,写不出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像瞿秋白、范仲淹、辛弃疾之所以不同于李煜、李清照、柳永等人一样。

       梁衡相貌堂堂,骨格清秀,《中华散文》登过他一篇《大无大有周恩来》的散文。封面上登了梁衡的一幅照片。我看到杂志时,蓦然想起陈毅元帅来。郭沫若称赞陈毅“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以为梁衡也有如此特质。细读梁衡“人杰鬼雄”系列散文,便可看出他的政治情结。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在《红毛线、蓝毛线》中写道,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他在《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中写道: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他在《一个永恒的范仲淹》中写道:范仲淹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重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投身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文采,是没有时间。他在《读柳永》中写道: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做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他在《把栏杆拍遍》中写道:他(辛弃疾)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的,马革裹尸的。但是在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梁衡的文章,堪称“当代正气歌”,他在许多文章里都写出了他对“良知”、“廉洁”、“公正”、“坚韧”、“爱民”、“无私”、“勤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以成败论英雄”及“品格胜于成就”等精神的崇敬。譬如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写道: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

       自古以来,爱民者备受人爱。诸葛亮治蜀27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七百多年。陈毅游武侯祠写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他还特别引用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在《觅渡,觅渡,觅何处?》中写道: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觅渡》中还有一段: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大概是因为篇幅所限,或者是因为文字的节奏需要,有更多的例子他没有在此引用。后来在《觅渡自注15条》中又写道:史可法守杨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他在《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中写道: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斗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试验的一个载体。他在《读柳永》中写道: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有志,人各其才,无大无小,贵贱不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梁衡在与历史人物一并感叹的时候,似乎对亦文亦武的人特别有共鸣。他在《觅渡》中写道,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至一件事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

      

      

       梁衡是有自己的政治志向的,他的话语系统和个人形象很适合现代政治。他主张领导亲自撰写讲稿,鼓励即席发言而反对照本宣科,他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平易谦和,有现代政治筛选领导人的那种“愉悦选民”的形象。但他在现实的政治中似乎还没有完全到位,那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一直难酬,因此,行文叙事中常常有一种感情,他在《读柳永》中写到: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松籽有灵,让他自选生命的落脚地,它肯定选择了山下和风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吹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取天地之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他在《读韩愈》中写道: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大委屈,历史绝不会陪你哭泣,而他只认你的贡献。悲壮二字,无壮便无以言悲。

       由此可见,梁衡也是在痛拍栏杆,辛弃疾是在“把栏杆拍遍”之后,做了一位词人,梁衡“把栏杆拍遍”之后呢?是做一个散文家抑或政治家,现在似乎还难以定论。我们这个时代还在急骤地变化,政体也在变化,这些变化使中国的政治愈来愈现代化。我相信那些有志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家们,必定会有“乘风破浪”的时机。

       梁衡是文学领域里的高手,“真草隶篆”四体皆擅。他的文集由文学、新闻、政治、科学四大类组成。我过去办《各界》和编辑们一同学习过他的新闻理论,这次重读时主要侧重于散文类;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也处处闪烁着火花,独到的见解寓于平静的叙述之中,不拿架子,不玩花枪,平实一如其人。两卷本科学类我也浏览了一遍,尽管我数理化基础极差,无法作更多的阐述,但对他的劳动却是很钦敬的。厚厚的两卷,40多万字,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当然,对他的文集,我也有读得不细的地方,譬如政论类文章就没有用心去读。不是说他写得不好,而是说他在这方面尽管想有创见,但在目前这种政治语言系统中,他的创见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只能抱以“理解”二字一笑。不过,他的政治抱负都包括在了他的“人杰鬼雄”的散文中了。他的千字政论倒比他的长篇政论写得好,立意很高,语言坚实且有张力,这自然缘于他的文学底蕴和对问题的洞察力。梁衡博闻强记,古今中外名篇滥熟于心,行文之际,信手拈来,自然准确,画龙点睛常常在不经意之间。

       我写的这篇“梁衡其人其文”,全是我的真实感觉(即使离谱也是我性格的过错)。不这样写,反倒觉得不真实了。联曰:“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这是梁衡喜欢的一副对联,我就赠送于他并以此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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