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治顺

      过去，散见于报刊的梁衡散文，曾读过一些，觉得很美，耐读，有味。其中有些精彩段落，语句，还做了摘录，如《忽又重听走西口》、《把栏杆拍遍》。
去年国庆节前，梁衡由北京来西安出差，抽空会会老友。这次见面，有幸得到他签名赠阅的一本散文集《觅渡》。回家后，我按照习惯，先读序，再一篇挨一篇一往下读。待读完第一编“大情大理”的十篇文章，一想不对，不能这么个读法，虽说留下了选题独异、个性鲜明、见情见理、文笔优美的印象，但烙印还是不深，似有似无。于是，又回头重读，而且放慢速度，遵循前挚“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教诲，边读边思，边读边记，记名人趣事，记成语典故，记箴言警句，也记自己的的所感所悟。
梁衡写散文，有不少篇章是写大事大情大理的，即写那些对国家兴衰、民族命运乃至对世界局势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被人们称作“红色经典”。这些文章，有一种磅礴之势、浩然之气。在这个集子里，写的大人事物件，有延安“七大”、西柏坡的大伙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特利尔（马克思故乡）、南湖小船（党的一大会址）、“小平小路”、小岗村（中国农民第一个自发搞“包干种地”的地方）。读这些篇章，犹如置身其中，感到震撼，感到鼓舞，感到惊心动魄。梁衡之所以写大事大情大理，是因为一个作家的思考和灵感能够创造一部作品，一个伟人的思考和灵感却可以产生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与整个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理应歌之颂之。
散文在给人以美感的同时，再给人以思想，才会产生很强的冲击力、感染力，才会使人引发思考、得到启迪。梁衡把这种“思想加美感”，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数十年坚持不懈。有一些篇章，从构思，草拟到修改定稿，短则三个月、半年、一年，长则达六年之久。这期间，他的思考并未停止，或查询资料，或反复论证推敲，不达“思想和美感”的完美结合，绝不仓促发表，大有一种“文不惊人誓不休”之志。以《一个大党史和一条小船》为例。一篇2000多字的短文，仅就船说船，就有八九处。先从我们党诞生在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说起，又说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也是乘坐一条小船南下广州；后来，红军强渡大渡河，毛泽东从陕北东渡黄河，百万雄师过大江，仍然没有离开船。接下来，又说到古代著名的寓言故事“刻舟求剑”，说到先哲关于“载舟覆舟”的比喻，说到小平南巡时“送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告诫。一只小船，可以引发读者多么丰富的思考！不下一番大功夫、苦功夫，是一定写不出来的。
一般来说，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件、人物，写其“思想”容易，写出“美感”来难。常见的通病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梁衡在这方面有突破，使“思想和美感”达到了和谐统一。他像一位烹饪大师，非弄出个“色、香、味、形”俱佳才心满意足。《特利尔的幽灵》，是写马克思的。文中写到：自传播共产主义幽灵的书（即《共产党宣言》）一到中国，便立即有了革命的“本本主义”，这种借导师之声指导革命所造成的悲剧，择其大者有两次：一次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导致根据地和红军损失殆尽。是毛泽东摒弃了洋本本，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幽灵这才显了灵，革命重又“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第二次是“文革”，邓小平再次摒弃了洋本本，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并大胆问了一句：“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下子使中国这个老大社会主义国家跳出了共产主义的狂想，跳出了红色纯正的封闭。把如此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写得如此生活活泼、富有文彩，可见作者不一般的功力。
对大事、大人物，梁衡往往选择最细小最不起眼而又最能感人的小事作为突破口。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河北一个小小的乡村——西柏坡召开的。当时，党中央正指挥三大战役，因经济异常困难，买不起红蓝铅笔，参谋们就用自己纺的红、蓝毛线在作战地图上标识敌我态势。当毛泽东亲手写的电报，一份份发出之后，他们即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在地图上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黄维，改造出狱后坚持要到西柏坡看看，当他看到那间简陋的作战室时，连声感叹：“蒋先生当败！蒋先生当败！”也就在西柏坡那间大伙房里，党中央还通过了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作者继续写到：“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诚，其行之洁，天地可鉴。”这样气派的大文章，起的名却叫《红毛线，蓝毛线》。读者读了，咋能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也是每个人最需要的精神营养。一篇散文，有思想，有美感，加上有知识，才称得上佳作，或曰美文。读梁衡散文，从前到后，如在知识殿堂漫步浏览，目不暇接，其乐无穷。收入这个集子的66篇文稿，不论是写人、写神、写山、写水，还是写园林、写草原、写土炮、写石头、写寺庙，写教堂，都能放得开、收得拢，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缝插针，不时会“冒”出一些富有哲理的警语、典故。周公一饭三吐哺，视逖闻鸡起舞，诸葛亮的《诫子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唐太宗以人为镜，辛弃疾把栏杆拍遍，李清照填词思夫，伽利略与比萨斜塔等等，举不胜举。加上作者简洁明快、诙谐幽默、富有创造性的语言，更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吸引力。阅读时，常常使人沉醉在广博的知识、优美的意境之中，不忍丢乎、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