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李大钊

　　究竟谁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长期以来，在党史界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要称得上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必须在三个方面同时起着主导作用。(一)必须给五四运动以正确的思想指导；(二)积极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三)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从这三方面来判断，笔者认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不是陈独秀，而是李大钊。

　　一、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当时真正看清十月革命真象及其伟大意义的，首先是李大钊。早在“1918年3、4月间，他就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戴鹿鸣：《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17页）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李大钊先后公开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解释。第一，他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第二，李大钊认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十月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他无比兴奋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三，他指出，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和新生。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但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就和李大钊不一样。他虽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但在十月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把欧美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他奋斗的基本纲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指德先生和赛先生作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路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载《新青年》六卷一号）1919年2月，他开始对十月革命说了些公道话，但仍然认为十月革命还有“不是的地方”。（《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扩大，特别是李大钊的宣传和介绍，陈独秀的态度也逐渐明确起来。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开始认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二)阐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

　　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对帝国主义战争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觉醒的标志，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重要区别。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选集》第266页）这个开始的杰出代表是李大钊。

　　1918年11月，北京举行了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协约国胜利的活动。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讲演大会，一连讲了两天。当时的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英美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后此患于军备之苦，亦以立国东亚”。（《民国日报》1919年1月15日）这种倾向，在当时一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他们把美帝国主义当作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

　　唯有李大钊阔步登台，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著名演讲。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庆祝。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又一次登台演讲《庶民的胜利》，它就成为这次演讲会的主题，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第一次了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结果。第一，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战争。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性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资本家国家的扩张主义，“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李大钊选集》第121页）李大钊还阐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他认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劳工阶级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阶级”。（《李大钊选集》第127页）

　　第二，指出一切腐朽的反动势力必然灭亡，人民革命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李大钊认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不可挡的潮流”，它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反动势力而最后获得胜利。他说：什么皇帝口列，贵族口列，军阀口列，官僚口列，军国主义口列，资本主义口列，“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落在地上。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胜利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

　　第三，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李大钊在1919年元旦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李大钊还指出，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必然要步德国的后尘，发动世界大战。而“那卖国的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从而尖锐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卖国政府的罪行，不断地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

　　李大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深刻的揭露，及时澄消了人们中存在的许多糊涂认识，使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一位当事人说：“当时帮助我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局势的人主要是李大钊同志，”“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思想和行动的启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56页）匡互生说：“有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带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钟暮鼓，一向消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梦中惊醒，思想解放自是当然的结果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49页）尤其使那些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迅速觉悟起来，很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一批进步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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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就比不上李大钊那样明确、深刻，经历了相信、怀疑和否定的发展过程。他在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看成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吹捧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由于社会上名流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不少青年们受了迷惑；既然连陈独秀都这么说，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学生，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后来由于受了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陈独秀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在1919年2月的《每周评论》第8期上，同时发表了两则随(感)录：一则题为《威大炮》，把原来他认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威尔逊，贬低为一文不值的“威大炮”；另一则是《公理何在?》，把所谓“公理”、“民主人代表的协约国，转而斥责为剿杀十月革命、迫害反战英雄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并气愤地连声直呼“公理何在?!”直到1919年5月1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2期发表评论，对帝国主义本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啊!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并且号召人民开展相当的示威运动，彻底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陈独秀的上述观点，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创始人的身份，对推动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比不上李大钊所起的作用那样深刻、广泛和强烈。总之，在五四运动前，达到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

　　(三)提出了“直接行动”的口号，催生了五四运动

　　1919年1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废除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义要求，遭到否决，却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使我国主权受到极大威胁。到2、3月间，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而军阀政府又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一批爱国青年深感宣传、揭露已不能适应日益紧迫的斗争形势，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这时，李大钊多次向爱国青年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思想。“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激励着广大爱国青年，逐渐酝酿着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May Day杂感》重要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跟敌人斗争，推动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就将成为势不可挡的事。

　　当然，陈独秀在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随感中，也提出了“直接解决”的思想，但在五四之前，学生们不可能看到这文章，对五四运动爆发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对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总之，李大钊通过演讲和撰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指明了斗争的目标，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武器。

　　二、李大钊通过报刊、社团活动团结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发展和组织革命力量。

　　五四运动所以首先在北京青年学生中发动，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与李大钊长期的组织实践活动密切不可分的。

　　首先，李大钊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杂志来团结广大青年读者，组织革命力量。《新青年》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司令部作用，其编辑部有三部分人组成，即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拧成一股革命力量呢?李大钊提出：虽然有“许多主张”，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应当“结合起来”，“为文学革命新的奋斗”。在李大钊的努力下，编辑部成员统一到反封建这个目标之下，形成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李大钊以此为核心，把大批读者、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第二，创建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1918年6月，由李大钊等7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为学会提出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他经常组织会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还出版《少年中国》月刊，李大钊任主编。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五四前夕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已有6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大城市，会员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169页）

　　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欺骗警察，避免查禁，用了马尔格斯(马克思的译音)的名字，反动警察当局误认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团体，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对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外举办些演讲会。李大钊通过这个学会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李大钊传》第34-35页）

　　其三，热心指导各种团体活动，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

　　1918年秋，李大钊担任了反日本帝国主义情绪强烈的《学生救国会》的顾问。《学生救国会》于1918年6月由北大学生发起，是北京和天津地区学生参加的进步政治团体。在李大钊指导下，《救国会》组织了南下宣传团，到天津、济南、南京、九江、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作爱国宣传，串联学生，组织革命力量，在他们的鼓动下，这些城市有大批青年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到五四前夕，《学生救国会》已发展成全国性进步青年组织。北京的黄日葵、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天津的马骏、郭隆真、周恩来、张太雷，武汉的恽代英，江西的方志敏，南京的张闻天、沈笑民，上海的邵力子、史景才，湖南的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都是这个组织中的骨干。1919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学生会，这个学校的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学生会，成为中坚力量。为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救国会于1918年10月成立《国民社》，成员有100多人，聘请李大钊为该社导师。李大钊对国民社进行了热情帮助和精心的指导。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转引自《五四运动史》第22页）1919年元旦，出版了《国民》杂志月刊，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也常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国民》杂志第五期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前一部分，这是在我国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许德珩：《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第一期）救国会和国民社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特点，具有先进的或中间的民主主义思想，它对于五四运动兴起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起过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李大钊还担任了北大文科一部分青年学生组织《新潮社》的顾问。他不仅帮助他们筹备出版《新潮》月刊，为他们撰写文章，还在图书馆拨一间房子给他们使用。这个杂志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比较广泛，在反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潮社》大多数成员思想还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阶段，李大钊针对这个情况，提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口号，这样，把《新潮社》成员团结起来，使不少青年在李大钊帮助下，接受了反帝口号。　　李大钊还直接指导了《平民教育团》工作。《平民教育团》是邓中夏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学生组织，他们深入工厂、街头作爱国宣传，帮助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以“增进平民认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五四运动高潮中，他们组织讲演团，配合运动的发展，到市民中展开了“抵抗强权，争回青岛”的反帝宣传活动。五四运动后，他们又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并到长辛店工人中进行工作。（《李大钊传》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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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通过写文章，教育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相结合，五四前，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教育青年，要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同劳动人民解放紧紧地联系起来。他指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阶级要加入劳工团体”。（《李大钊选集》第160页）他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到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中去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觉悟，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农村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因此，革命青年应以俄罗斯青年为榜样，“应当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消灭苦痛的原因”，把劳苦大众“从苦痛里救出来，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农的村。”（《李大钊选集》第148页）李大钊对革命青年寄于无限殷切希望，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新世纪的晨钟响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啊!快快起来!努力作人的动。”（《李大钊选集》158页）激励青年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上述这些论述中，李大钊已初步地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思想。鲁迅曾说过，尽管这些论述还有不精当的地方，但毕竟是先驱者的丰碑。它对推动知识青年投入到五四反帝爱国的群众中去，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思想指引下，五四运动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初步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说，通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杂志，影响、联系和团结了国内一批进步知识青年读者，发展了革命力量，从这意义上讲，陈独秀和李大钊一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陈独秀自己没有创建革命团体，也没有担任任何进步青年团体的顾问和指导等工作。由此可说，在五四前夕主要以李大钊为核心，以他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周围，已经联系和团结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从组织上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一)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运动。

　　五四前夕，李大钊经常找学生会的负责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研究山东问题，《每周评论》以很大的篇幅报道巴黎和会发展情况。（贾灵芝：《李大钊同志战斗的一生》）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交涉收回山东主权的斗争，遭到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犹如晴天霹雳，震醒了全国人民。团结在李大钊周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青年，立即四处奔走，组织起来，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迅速酝酿着。5月2日晚上，北大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北京20多个高校也派代表参加。与会者一致决定于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山东半岛，声讨北洋军阀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5月4日下午，北京5000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举“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标语，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沿途散发了万余张传单，许多工人、商人和市民参加了游行队伍。游行队伍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当场被捕去学生32人。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学生们的更大愤怒，运动迅速扩向全国。

　　(二)积极参加、领导五四运动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李大钊自始至终站在斗争最前线，参加斗争，领导运动。他和青年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在游行结束后，把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召到北大图书馆，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和下一步行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成了运动的指挥中心，“是不断地开会，是不断地有同学们来参加”。（《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52页）在李大钊指导下，以北大学生会为核心，成立了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北京地区的学生运动。李大钊还把进步教职员组织起来，并且和学生联合会一起，共同营救被捕学生。李大钊作为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亲赴国务院营救被捕学生。面对着军阀的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河北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期）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反动政府的逼迫下，辞职出走。五四运动又增加了挽留蔡校长的活动。李大钊作为北大教职员代表，于10日向北洋军阀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校长。同时，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和学生采取同一步骤。

　　6月3日以后，北京市街头不断地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宣言》要求推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保障人民有言论、集会的自由，并警告政府，若不“从市民之希望”，工农群众“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这是由李大钊、陈独秀起草并到街头散发的。6月11日，李大钊、陈独秀再次到街头散发《宣言》，陈独秀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迫害，李大钊镇定自若，毫不懈怠地进行斗争。一方面，李大钊立即投入营救陈独秀的斗争。经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积极营救，陈独秀于9月间出狱。李大钊又机智地护送陈独秀出北京，经天津去上海。另一方面，《每周评论》从第28期起，（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被逼走，胡适乘机接编《每周评论》全部刊登《杜威讲解录》）又连续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恶阴谋。6月28日，是所谓巴黎和会签字日子，李大钊立即写了“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随感，在2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辛辣地讽刺和嘲笑了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他说：“今天是和约签字的日子，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新华门的哭声。”激励中国人民跟敌人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三)提出“改造强盗世界”等三大口号，为学生运动指明了斗争方向。

　　在斗争中，李大钊还针对一些青年学生的错误认识，及时地进行教育。他在5月18日发表的《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中指出，在这场斗争中，要把反对曹、陆、章这般卖国贼和反对整个卖国政府，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结合起来；要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所有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结合起来；把反帝斗争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般人为卖国贼，……把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曹、章、陆一般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所以，“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上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他大声疾呼，“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还是没有效果”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每周评论》第22期）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李大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促使中国人民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之所以具有这个彻底不妥协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指导的结果。

　　(四)推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五四爱国运动　　当运动扩展到全国时，各地学生代表纷纷来京。李大钊图书馆办公室成为各地代表交流情况的集合地，“在李大钊同志参与下，研究下一步斗争的办法。在运动紧张时期，李大钊同志连星期日也守在他的办公室。”同时他派出了很多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到各大中城市里去，进一步组织、发动和领导各地斗争。（《光辉的五四》第94页）如黄日葵、许德珩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合学生运动；邓中夏到长沙，后也到上海进行联络。

　　李大钊十分重视工人运动。早在五四前，他就深入唐山煤矿，写出了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的报导。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强调“工人联合实际行动”的重要性。他说：“北京的推水车、粪车工人的力量就很大。把他们发动起来，都不挑水、不掏粪，反动政府就没有办法。”（《李大钊传》）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李大钊“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号召下，纷纷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爱国宣传，发动工人起来斗争。6月3日之后，上海、唐山、长辛店、杭州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范围，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五四运动也就发展成为由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释放全部被捕的学生，罢免曹、陆、章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23、25期上，分别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六月三日的北京”等评论，揭露了巴黎和会的分脏实质，评击了北洋军阀卖国的行径，强调“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这对提高广大人民觉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推动五四运动深入发展，起了号召、鼓动和指导作用。(二)在五四运动群众斗争推动下，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斗争。如前述，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连夜送厂印刷。6月10日、11日到街头散发，不幸被捕。陈独秀在狱中斗争很勇敢，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对欢迎的青年们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独秀文存》卷2第50页）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革命气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上述情况表明，陈独秀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五四运动的领导，而不是最主要的领导者。

　　四、李大钊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　　捍卫五四运动的成果，在理论上就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中革命的、生动活泼的反帝反封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改造。就是要把在五四运动中得到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扩展到全国，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但是这新的思潮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严禁，同时受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污蔑和攻击。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时，必须击退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攻。这就出现了五四到党的创立时期三次大的争论。李大钊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三次大争论，成为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成果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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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7月，资产阶级右翼、改良主义者胡适，公开跳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大争论。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留声机”，是“阿狗阿猫”都能干的事，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以“多研究些问题”为幌子，鼓吹“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因此，批判胡适散布的谬论，是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陈独秀当时被捕在狱中，这个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肩上。他立即在8月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驳斥了胡适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批判了胡适鼓吹的改良主义的实质。指出问题与主义是密切不可分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还从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出发，阐明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不能搞一点一滴的改良。这是因为“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它的下面，有经济构造作一切的基础，经济一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要解决经济问题，只能搞阶级斗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能搞阶级调和。在李大钊的坚决斗争下，击退了胡适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还引起了梁启超、张东荪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客的恐惧，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社会主义论战”。他们伪装革命，打着“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鼓吹“先发展资本主义”实业，反对在中国作社会主义宣传，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些谬论也立即遭到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社会主义者的回击。李大钊指出：“中国虽不象欧美、日本，有发达的产业经济”，但中国“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因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不所成”。他强调说：“在今日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掠夺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组织经营实业不可”。（《李大钊选集》第356-357页）毛泽东、陈独秀等也多次写文章批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的反动观点，坚持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传入前，无政府主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代表人物就是黄凌霜、区声白。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中的一种反动思潮，其核心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不击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进攻，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就不可能产生。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批判。李大钊公开发表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指出人本来是社会的一分子，“离开了社会，亦无所谓个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李大钊传》第112-113页）1920年底，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反对了小组内黄凌霜的无政府主义错误观点。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将黄凌霜清除出小组。

　　通过以上三次大争论，提高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成果，在组织上就是积极创立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领导，就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工人斗争次数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新的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本阶级的革命斗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适应了这时代的要求，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的筹备工作中去。1920年1月，李大钊送陈独秀去上海由北京到天津途中，两人讨论了建党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建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我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4月李大钊和前来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进行了研究，并介绍代表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5月1日，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召开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新青年》出了“五一”节专号，发表了李大钊重要论文《五一运动史》，号召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英勇斗争。许多报刊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对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9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小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工人斗争，出版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举办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在铁路工人中建立俱乐部和工会，统一领导工人斗争。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艰苦卓越的努力，党的成立条件已具备。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在中国开始了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也是五四运动的主流，谁掌握了这一主流，谁就是领导者。纵观五四前和五四运动全过程，李大钊不仅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而且是从思想理论上指导五四运动胜利发展的导师。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也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和李大钊一起捍卫和发展五四运动的成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同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在五四时期，掌握革命主旋律最早、最正确，给五四运动影响最大的，首推李大钊。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新觉醒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是革命青年在中国革命史上建树的一座丰碑。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捍卫者，他的伟大名字和他的光辉业绩，与五四运动一起，永载史册，万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