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茗堂下走狗

　　 这几十年，家乡还真没出过什么名人，要说有，汪曾祺算一个。
　　 汪曾祺是我们家二房的，按辈分算是我伯伯，其实他比我爷爷还大五岁。他父亲是个“孩子头”，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疯，能用胡琴弦放风筝，能把小西瓜掏空雕成西瓜灯……总之，对孩子爱玩的东西皆情有所钟。汪曾祺有篇文章，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是名篇，这话就是他父亲说的。这爷儿俩也真有趣，汪曾祺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他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这和我爸爸倒是很像）；他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一人一根……他们家没大没小，一家都是孩子。嘿，多年父子成兄弟，这话传到我曾祖父耳朵里，老太爷很不高兴，教训我爷爷，看看他们，什么样子，岂有此理！我看过他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和爷爷不大象，据说京胡拉得很好，常给爷爷拉《借东风》。汪曾祺小时候什么样，爷爷说记不清了，反正很黑。
　　 后来，汪曾祺去了西南联大，去了北京，一走就是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还很小，依稀记得一个小老头子，灰蓝灰蓝的，喜欢摸我的头。他在我家院子里吃了饭，有一道菜——盐水煮毛豆，很爱吃，然后和家乡的几个中学老师谈了很长时间，大概是建议多让学生背古诗文、习对子。他已经不大能说家乡话了，几十年了，难怪。
　　 这几十年，他过得很平淡，最自认不凡的是做了回右派。汪曾祺的右派是五八年补做的——单位里指标不够，拉他凑数。汪曾祺从小到大天真惯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这回把他弄傻了，做右派不是好玩的事，不浪漫。他被流放到张家口的坝上（大概就是过去窦尔墩活动的一带），不过文人到底是文人，骨子里很有那么一股“随遇而安”的气概（亦可算得是儒道互补的品质），他还是照样地温柔敦厚，看他写的《葡萄月令》就能知道，不怨天，不尤人，到哪里都能品味到生活细节带来的乐趣，这一点，大部分人是很难做到的。他对“随遇而安”有这么个解释——“‘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随遇而安》）很多人会说，他真潇洒，这么放得开，倒象苏东坡了。其实，他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只是把调子压得很低——由于做过几年右派，文革期间被关过“牛棚”，又亲眼目睹许多朋友被几场运动闹得家破人亡，于是，他对杨慎很有感情。杨升庵于明正德间高中状元，授翰林修撰。嘉靖时因“议大礼”而罹祸，谪戍云南永昌，流放终身。“议大礼”是什么罪？大概是言论自由罪，杨慎亦算得是个“右派”了！后汪曾祺游四川新都的桂湖，题诗：“桂湖老桂弄新姿，湖上升庵旧有祠。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同病相怜，呜呼哀哉，中国文人的命运似乎永远那么多舛，尤其是天真的文人。他写了几篇关于杨慎的散文，说得最狠的一句话是“迫害知识分子是很不道德的！”——我拿了这句用在了秦少游的身上，想来也是说得通的。汪曾祺能作画，据说他在张家口的马铃薯研究站画过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还自称，象他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啧啧。
　　 经历了这些运动，汪曾祺怕了，于是他不敢妄谈什么思想，努力地回归平淡和谐，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怕再做右派。他的文字真的没有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来，反复无常且令人发指的事，为政临民者做得太多了！然而，正因为和谐，汪曾祺才是汪曾祺，广大读者才知道还有这么个温和亲切的老作家，我也只有从他和谐恬淡的文字里，才能回想起那个天真到家的老头子的样子。他的笔下，没有冲突，每个人都是那么充满温情，极富人性，宁静善良，与世无争……看了他的文字，心情会很舒缓，生出一股暖意、一丝感动，一天的愁闷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正是汪曾祺的感人之处，悲天悯人，关爱众生，又何尝不是一种思想？眼下在搞“和谐社会”，讲“人文关怀”，多读点他的东西是有好处的。
　　 汪曾祺最后一次回家是九十年代初，和爷爷聊过好一阵子，还留了一首诗：“汪家宗族未凋零，弈弈犹存旧巷名。独羡小爷真淡泊，临河闲读南华经。”小爷，家乡话是“叔叔”的意思，其实，爷爷不大读《庄子》，他还是爱看孔孟的东西。后来，旧城改造，巷子被拆了，“旧巷名”也就没有了。这幅字一直挂在客厅里。汪曾祺是九七年去世的，一转眼，也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