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写于1931年，同年以《激流》为名在上海连载，1933年出版单行本，改名为《家》。创作这部小说，作者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明确的创作动机。巴金曾经说过：“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要写一部《家》”“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诉’”，“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走上崩溃的路，走到他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

　　《家》以五四运动后数年间的四川成都为背景，通过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官僚大家庭高公馆没落、崩溃的故事，悲愤的控诉了封建家长制和旧礼教吃人的罪恶，痛切地批判了“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热情地赞颂了年轻一代的觉悟和反抗，形象的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家》的深刻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塑造众多而有代表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来的。

　　首先，作品塑造了以高公馆的家长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的形象。高老太爷是高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的代表。他专横、霸道、反动、虚伪、腐朽。他凭借着封建家长的权威，独断专行的统治着这个封建大家庭，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他的意志就是无声的命令，谁也不能违抗。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荒淫无耻，年轻时玩女人，年老了身边还养着一个妖里妖气的年轻的姨太太，在66岁生日的活动中，把整个高公馆搞的乌烟瘴气。为了维护封建制度，挽救封建大家庭的灭亡，他极力反对新思想，在家庭内部实行残暴的统治。他反对社会改革，包办儿孙们的婚姻，剥夺年轻人的青春、理想、幸福，他是高家一幕幕血淋淋的悲剧的制造者。他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一个吃人的阶级，一个腐朽没落的阶级。

　　其次，塑造了以高觉慧为代表的一群封建制度叛逆者的形象。觉慧是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年轻一代，是“家”中反抗力量的代表，是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叛逆是他的主导性格，表现在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疾恶如仇，对光明、自由、幸福的热烈追求。他积极参加学生了联合会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创办《黎明周报》，猛烈抨击封建家庭，跟封建军阀和封建卫道者作坚决的斗争；他批评大哥奉行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是“懦夫哲学”；他支持二哥觉民的逃婚；他敢于怒斥陈姨太等人的迷信行为；他无视“门当户对”的森严教规，大胆的同丫头鸣凤恋爱。最后，他义无反顾的从封建大家庭出走，奔向了“充满着未知的新的生活的上海”。他是五四时期一个有了初步觉醒的要求革命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

　　再次，塑造了高觉新这样一个介于高公馆封建家长和叛逆青年之间的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形象。觉新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牺牲品，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都由他联系着。一方面，觉新从自己的痛苦和遭遇中无限同情弟弟们的叛逆行动，另一方面，作为长房长孙，他又必须按照祖父、叔父们的意愿，以维护封建家庭秩序、封建礼教为最高职责，对他们严家管教；一方面，他渴慕新思想，愿意做一个新青年，另一方面，他有无力反抗封建秩序，甘愿继续痛苦地过着“旧式”的生活。不得已，他只能以“无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维护者高家着两种不可调和的对抗势力。他也只能留在家里过着更凄凉、更孤寂的生活。

　　《家》在明确的告诉人们；敢于奋斗，做自己的主人，就可以在旧制度崩溃时获得新生；而懦弱胆怯，屈从环境和命运，必然成为牺牲者。

《寒夜》是巴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代表巴金创作最高成就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抗战后期的重庆为背景，用沉痛的笔调，描写一个小职员汪文宣的家庭悲剧。

　　汪文宣、曾树生毕业于大学教育系，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理想和憧憬，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力量办一所中学，为国家、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但残酷的社会现实不仅击碎了他们的理想，而且改变、扭曲了他们的性格，到作品描写的抗战后期，汪文宣已是那样的懦弱、胆怯、曾树生也已不复有早年的纯情和事业心，变得浅薄起来。

　　此时的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供职，每天在上司和同事的注视下战战兢兢地度日，靠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曾树生则在私立大川银行当职员，其实却是一个用以招徕顾客的“花瓶”。长年的战争和当局的腐败统治，使汪文宣一家的生活陷入了窘境，他自己害了肺病，儿子上学的费用也成了问题，还直接导致了他妻子与母亲之间的激烈冲突。汪母有较浓厚的封建思想，看不惯媳妇当“花瓶”的职业，更看不惯她活泼好动、爱交际的个性，曾树生当然不服，俩人不时的起冲突，矛盾日益加深。汪文宣孝顺母亲又深爱妻子，善良、懦弱的性格使他无力果断的解决婆媳之间的矛盾，只能常常以自己的受委屈换取她们的暂时和解。由于婆媳矛盾愈演愈烈，加上战事吃紧和外界的诱惑，曾树生几经思想斗争，终于弃文宣而去。汪文宣先是被公司解雇，后又受妻子离异的打击，病情加重，在人们欢天喜地的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咽吓了最后一口气。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曾树生回到重庆，但丈夫已死，婆婆与儿子不知去向，她陷入了深深的哀痛和茫然之中。

　　谨小慎微的汪文宣那懦弱苟安的性格，年轻美丽的曾树生“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的舒服一点”的欲求，固执守旧的汪母对儿媳的冷嘲热讽，这些是造成悲剧的因素，但却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关键的，整个旧的社会制度，整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才是造成千千万万个家庭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巴金怀着深深的同情，为苦苦挣扎的小人物伸冤，对制造悲剧的社会，表示“沉痛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