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小说是以虚象幻境作为表现形式的，是社会生活的曲折的反映，也是人们精神的悠远的寄托。显然，它与历史故事之于历史演义、传奇故事之于英雄小说相比，是远距离的，是间接的。因此，作为长篇巨制的神话小说产生在同样是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小说以后，是符合发展的逻辑的，也是有他独特的社会、文化、以及小说自身发展的背景的。

      《西游记》大致成书于明代后期的嘉靖晚期，那是一个朝纲混乱、天子失政的时代。整个社会，奢靡淫轶之风大盛，宗教迷信横行。朝野叙床笫之乐，求不死之方。说神弄鬼，演奇记逸。人们对现实生活愈觉迷茫，于是在神幻宗教中寄托虚幻，寻求解脱，这应当是神怪故事盛行的直接土壤。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兴起，“率性而行，纯顺自然”，他们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崇尚个性的自然发展。一种冲决束缚的风尚舒活人心。这应当是《西游记》产生的文化背景。而我国的神鬼故事又源远流长，它滥觞于上古神话，远祧于六朝志怪、唐代传奇，承继了宋元话本的“灵怪”、“妖术”、“神仙”故事，吸取了佛经传说、道家仙话、民间传说，这应当是它自己的轨迹。在此基础之上，终于催生了神魔小说的代表作《西游记》。

      《西游记》题材的来源、演化及其作者

      《西游记》的题材，也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依据的。那就是俗名陈祎法号玄奘的唐代高僧向天竺国取经的故事。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涉戈壁险滩、攀崇山峻岭，冒着极为险恶的自然环境，途径百余国，历时十七载，从天竺国取回梵语经文的故事。这一事件的本身，充满传奇色彩。为日后的演绎为神话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这一历史原型事件，经历了八百多年以后，才最后成了《西游记》，这中间是一步一步的渐进演化的。

      第一部记录玄奘取经的书是《大唐西蜮记》，那是玄奘奉诏口述，由他的门徒辨机辑录的。该书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几个国家以及根据传闻而整理二十几个的国家，此书虽然用宗教的心理去记述传说故事以及奇异的自然现象，从本质说，当属地理书籍的范畴。接着是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就属于人物传记了，但由于弘扬佛法与赞颂师傅的需要，每用夸张神化的笔调穿插一些离奇的故事。这些故事一经在社会上流传，宗教的神秘性使其越传越神。以致在在唐代末年的笔记《独异志》、《大唐新语》中就已经记载了玄奘取经的神奇故事。在南宋则刊刻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见书影）此书虽然只有一万六千余字，却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作为神话故事的框架已经形成，其中已经有了个自称“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的角色，这显然是孙悟空形象的前身。诗话中还有沙和尚的雏形人物深沙神。而到了元曲时期，在杨讷所作的杂剧《西游记》中，猴行者已经姓孙；深沙神已经更名为沙和尚，成了唐僧的徒弟；还增加了黑猪精猪八戒。这说明了取经故事的主要人物唐僧师徒四人已经定型。明初《永乐大典》所引“梦斩泾河龙”（内容相当于第九回）故事；朝鲜古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引“车迟国斗圣”（内容相当于第四十五回）故事均提到出自《西游记评话》，这也应当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正是在前人辗转流传，不断增益的基础上，终于集大成而为如今见到的《西游记》。

      今据嘉靖、万历人周弘祖《古今书刻》的著录，《西游记》曾有“鲁府”、“登州府”刻本，可惜均已亡佚。这就提示《西游记》成书不迟于嘉靖年间。今见最早的刻本为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学术界一般认定为万历二十年（1592）所刻。《西游记》也有繁本与简本的问题，明时有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69则，十余万字；杨致和《西游记传》4卷41则，比朱鼎臣本略少。这两个本子对于百回本说，孰先孰后，学术界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早期版本中都没有唐僧出身的“江流僧”的故事，至清初汪象旭、黄周星的评刻本《西游证道书》，乃云据大略堂《释厄传》古本改写而成，作为第九回插入，而将原第九、第十、第十一三回改成第十第十一两回。

      《西游记》的最后集大成者为谁，至今仍无定见。明刊百回本均无作者署名；清初刻本《西游证道书》始提出为元时道士丘处机。今知丘处机为元初全真道首领，道号长春真人，其弟子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今收于《道藏》，与唐僧取经的《西游记》是两回事。清时学者吴玉搢在乾隆十年（1746）纂修《山阳县志》时，发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中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至此，首先提出《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此说遂得到当时、稍后的淮安学者的响应。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鲁迅、胡适等人从《西游记》使用淮安方言、吴承恩又作《二郎搜山图歌》、《禹鼎志》等志怪性质的作品印证，此说遂为多数人接受。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他的曾祖、祖父在浙江余姚、仁和（杭州）做过学官，父亲是小商人。吴承恩虽少有文名，但中了秀才以后，却屡试不第。四十多岁才补了个岁贡生。嘉靖二十九年（1550），吴承恩曾入京候选，出任长兴县丞两年；后又曾补荆王府纪善，亦不知是否赴任。晚年曾经到过金陵（南京）、杭州。晚景凄凉，放浪诗酒，终老于家。

      下面主要介绍《西游记》的情节线索、人物形象与内容题旨。

      《西游记》的叙事构架，以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作参照，是一条线索、三个板块。一条线索即是孙悟空的行动轨迹，贯穿全书百回。从第一回花果山仙石产石猴，即孙悟空出世；到第一百回保佑唐僧取经归来，再复回西天，封为“斗战胜佛”。

      叙事的第一板块是第一回到第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拜师学道，回到花果山，剿灭欺凌花果山猴群的混世魔王，自称美猴王。为借兵器，大闹龙宫，讨来如意金箍棒。梦游幽冥界，大闹地府，销毁阎王的生死簿。太白金星启奏玉皇大帝，降一道招安圣旨，被骗上天廷，当上了“无品秩”、“未入流”、的“弼马温”的小官。当他知道“弼马温”只是养马的差役，一闹天宫，返回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玉帝遣哪吒父子降服孙悟空，未能取胜。太白金星设计了“有官无禄”的骗局，再把他骗上天庭当一个空头的“齐天大圣”。然而在王母娘娘邀请各路神仙的“蟠桃胜会”上，压根儿想不到请他这只“妖猴”，他在桃园吃完仙桃，又去瑶池吃完“玉液琼浆”、“老君仙丹”，乃二闹天宫，再返花果山。与天兵天将展开大战，最后遭太上老君暗算，被二郎真君擒获，太上老君押他在八卦炉烧炼。四十九天以后，踢翻八卦炉，三闹天宫。最后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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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的第二板块是第八回到到十三回，叙述如来佛造出三藏真经普度东土众生，乃遣观世音菩萨去东土寻觅取经之人。其中穿插唐太宗魂游地府，还阳延寿，感戴于善恶因果，接受地府崔判官“千万作一场‘水陆大会’”之托，超度无主孤魂。众大臣推举玄奘为“水陆大会”的坛主，遂被观音觅取，授予玄奘前往西天取经的重任。

      叙事的第三板块是第十四回到第一百回，叙述玄奘西行取经途中，先在五行山下救出悟空，并收为徒弟；依次再收下白龙马、猪八戒、沙和尚，一路历尽艰险，擒妖捉怪，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终成正果的故事。

      《西游记》的外在形式是神话与宗教，由于神话形式的特殊性及宗教的隐秘性，人们对其思想内容的把握以及题旨的归纳是多元的，认识是渐进完善的。在“五四”之前，也即西方新的文化思潮传入中国之前，人们常从宗教、我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认识这部小说。明人陈元之的《西游记•序》有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人们早期认识的代表：“其叙以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外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他是这样认识唐僧师徒五人（含白龙马）以及取经路上的妖魔的本质，这在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所以，鲁迅对明清之际学者对于《西游记》的认识归纳为“或云劝学，或云谈阐，或云悟道”，（《中国小说史略》）胡适与鲁迅最先从文学的娱乐功能认识这部小说。胡适是说《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西游记考证》）鲁迅也认为“此书实出于游戏”。上一世纪中叶起，人们常常习惯于用社会政治理念解读文学作品，以为孙悟空的“三闹”，即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表明了对封建统治秩序的否定和反抗，从而曲折地反映了农民起义；而又有人觉得孙悟空皈依佛教有似《水浒传》的宋江接受招安，这样就使前后主题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提出了前后主题的转化说，即前7回的“反抗说”与后80回的取经中的克服困难说。此外，还有人民斗争说、歌颂市民说、安天医国说、诛奸尚贤说等等。现在为一般人接受的是“人生哲理说”。主此说者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描写孙悟空人生成长，人生斗争历程的英雄传奇，是一部色彩瑰丽奇幻、内容生动深刻的小说。”（孟繁仁《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游记>》）

      正确认识《西游记》的主题还得认识孙悟空的形象的本质，而认识孙悟空形象的本质还得了解孙悟空形象的形成。孙悟空的形象本质是由他的人生轨迹确定了的。那就是出世、学道、自封美猴王、龙宫借宝、地府销籍、上天接受弼马温、识破欺骗而返回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再回天宫接受“齐天大圣”虚职、搞乱蟠桃胜会再反天宫、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以上为前七回中事）认罪皈依佛教、拜唐僧为师、取经路上降魔伏怪、取经成功封为斗战胜佛。从这一串行为轨迹中，可以清楚看出，即令是在前七回中，也无法印证“反抗说”或“农民起义说”，因为在前七回中，就两度接受招安而任官职！因此，作者在塑造孙悟空时是自觉不自觉地演绎人生的。作为长期在民间、在底层老百姓中累积形成的小说，必然打上底层百姓的人生理念的烙印。成功，是生活着的人们，是人世间的人们最基本的愿望。无论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商贾士人，乃至僧尼道士（僧道是另一种成功观，诸如寄希望于来世，受封尊号如孙悟空受封斗战胜佛），概莫例外。在小说《西游记》中，这底层百姓的人生观，就是屡屡受压受挫下的强烈的成功愿望的曲折的潜意识的反映。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儒家的积极入世观的世俗化、底层化。在底层百姓的意识里，孙悟空在须菩提祖师处学会七十二变化、十万八千里筋斗云是一种成功，在他自留地（领地）上树起“美猴王”的大旗是一种成功，把龙王、阎王打得伏贴求饶看成成功，把围剿他的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是一种成功，把阻碍他取经的妖魔鬼怪全部降服是一种成功；显然，老百姓把孙悟空受封弼马温、齐天大圣也看作成功，甚至把与最后荣膺“斗战胜佛”等量齐观。底层百姓是不可能看出自树“美猴王”大旗与上天接受弼马温、齐天大圣在逻辑意义上的背谬的。即使一会儿在高喊“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一会儿又高高兴兴地上天作皇帝的臣下弼马温、齐天大圣，在孙悟空身上，仍然是和谐的统一。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是颇能反映底层百姓的逻辑认识的。在《西游记》孙悟空盗人参果一事，是孙悟空要盗，唐僧不许；而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则倒过来，是孙悟空不盗，是唐僧使之去盗！这就本质地反映了百姓的义利观与士人的义利观的区别！因此，孙悟空的形象主要地是底层百姓的义利观，这里主要是逐渐累积起来的对成功的渴望。至于孙悟空的个性特征，他的大智大勇、无私无畏，他的坚忍不拔、争强好胜，他的蔑视礼法、桀骜不驯，他的机敏乖巧、乐观诙谐，都打上孙悟空特有的印记。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既是夸大了的遥远的神猴，又是人们仰慕乃至企及的英雄。作为英雄的孙悟空，也有凡人的缺点，他容易冲动，他爱捉弄人，他信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遵循“好男不与女斗”，他有时也使气任性，而惟其如此，神猴就更加人化，也更真实，更得到人们的喜爱。也许，这正是神话最成功的地方。

      孙悟空两个师兄弟的形象是作为映照互足而存在的。猪八戒的形貌与姓，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将他置于孙悟空对比而予嘲讽的地位，猴子的机灵好动恰与猪的笨拙懒惰成为鲜明的对照。可以说作者将底层百姓形象的负面成份都赋予了他，那就是懒、馋、贪。猪八戒的懒，懒在不愿意打头阵探路，他总要把大师兄推在前面；他常常把师父师兄交待的巡山开路的任务丢在脑后而在草丛树荫下睡起觉来；他甚至在悟空沙僧与妖魔奋力厮杀的时候也躲懒。整个小说中，除了化斋以外，他几乎没有做过一件主动的事。猪八戒的馋，连师父唐僧都说他“一生图口肥”，只知“口福之乐为上乘”，在陈家庄吃饭，一碗一口，连叫“添饭添饭”，“宅僧不饱，不如活埋”。在五庄观吃人参果，囫囵吞下，不及辨味。他有时唯一主动承担的化斋，正是想在吃方面占点便宜。甚至在悟空明明指出食物是妖魔骗人的诱饵，他还想“吃毒止馋”！他的贪，一是贪小便宜，他在犀牛洞搜来宝物，“每样各笼些须在袖”，竟然在取经路上攒下了四分六钱银子藏在左耳眼里！二是贪色，在第二十三回，他自认“和尚是色中饿鬼”；在盘丝洞，因好色而被蜘蛛精用丝罩住，差一点送命；在女儿国，他见女王袅娜，早“好一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了去也”；甚至在第九十五回，已经快到西天了，见了嫦娥，还扯住了道：“姐姐，我与你是旧相识，我和你耍子去也。”猪八戒的这些本性，决定了有时还要在师父面前对敢于不留情面地揭露他的孙悟空进一下谗言；还体现在目光短浅，遇到挫折，就要散伙，回到高老庄去。但是，他在师父的教育下，在师兄弟的帮助下，还是能坚持取经的目标；在关键时刻，也能奋力帮助悟空的，诸如遇到悟空不擅长的水战，粗笨的脏活，他还是能奋力向前的。所以，人们是嘲笑八戒，却不厌恶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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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和尚这样的人物，与两位师兄相比，更富有人味，更接近常人。他有这样的性格特点。第一，他能以大局为重，任劳任怨。他从不显山露水，甘心琐细烦杂。他是马夫、伙夫、挑夫，他负责守卫师父安全，照看马匹行囊。大师兄与二师兄的磨擦是取经初期经常发生的事，沙僧则调和与缓冲。对八戒，他劝的是“少是非，多干事”；对悟空，他说是“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第二，他有多少能耐，出多少力量。他从不临阵脱逃，即使自知不敌，也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黑水河一役，鼍龙精把唐僧与八戒抓去，悟空见“水色不正”，恐沙僧不能去。沙僧却“脱了褊衫，扎抹了手脚，轮着降妖宝杖，扑的一声，分开水路，钻入波中”。他心地实在纯良，也富侠义心肠。也是一个叫人忘不了的有个性与魅力的形象。

      相比之下，唐僧显得比较平板，有的地方甚至不近情理，但是他那认准了目标，百折不回、九死未悔的精神还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师徒四人的其他三人虽是孙悟空陪衬映照的人物，他们的塑造与通过悟空形象折射的底层百姓的成功意识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强化。

      《西游记》虽然是神话小说，但对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丝毫不比历史演义、英雄传奇逊色。上文已经说及，孙悟空大闹三界折射着人们在人世间对朝廷官府的反抗。而我们稍作类比思考，很容易得出，玉帝的天廷即是人间皇帝的朝廷，各路神仙就是朝中百官。特别有意思的是，取经路上与唐僧孙悟空作对的妖怪竟然大多是与天上神仙有关的，有的甚至是沾亲带故的。波月洞的老鼠精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干女儿，平顶山的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司炉童子，太上老君的青牛精两度下界危害百姓，寿翁的鹿、嫦娥的兔也到人间作乱。特别深刻的是，如来造经普度东土众生，观音具体找人实施，竟然观音池塘里的金鱼到通天河为怪，如来的护法大鹏鸟也下界为害。这里不说讽刺的深刻，而是说这些是人间裙带关系、以及官员的下属爪牙仗势欺人、为害百姓的反映。至于师徒四人到了西天以后，由于没有给管经的菩萨阿傩、迦叶送礼，这两位菩萨竟以“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以索贿！由于未能满足私欲，竟给唐僧以无字的空本子！当孙悟空告到如来处，如来也竟然说：“……经不可以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其虽有调侃成份，但又何尝不是官府索贿的翻版？《西游记》的认识意义就在于－－神间也是人间！

      《西游记》的叙事线索更加明晰，叙事结构更加程式化，表明了长篇小说叙事的内在规律在被作家（集大成的整理者）逐渐认识并自觉运用。小说是以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人生轨迹为线索而贯穿始终的，从而演绎孙悟空追求的一生、抗争的一生、成功的一生。由于是单线条的一个人的一生，所以线索就特别清晰。当然，这样的线索不是长篇小说的唯一的叙事线索，却是最简洁最易于掌握的一种线索。用这样的线索贯穿，就使得叙事更加紧凑完整。

      叙事的程式化，是指把作品的第一主人公作的事串连起来；而有时甚或事件与事件之间有所类同与重复，前后稍加变易与强化。其前者，指在作品的前七回依次把出世、学道、闹龙宫、闹地府、闹天宫等串连起来，其中“三闹”与“两招安（弼马温与齐天大圣）”已有类同的意味。而后者，指孙悟空保着唐僧取经经历的八十一难，其中多有程式化的类同。其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是凑满“八十一”；而这种手法不以事件的内在的规律叙述，就易于伸长缩短地驾驭叙述。但是，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质言之，是颠倒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事物的本身的规律应当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而这里，却是预先设定了形式，把内容充塞进去。这种方式自然是不无可取之处的，而遗憾的是，《西游记》的这一程式后来成了几类长篇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与神魔小说的叙事的程式。就是一方的递次守关设阵，另一方的递次攻关破阵，而变易仅仅在于“宝贝”神通的不同，以及在“搬兵斗宝”中的请来者道术与“宝贝”相生相克的不同。上文曾经讲过，此种程式是评话的套路。但是作为长篇小说，却是端倪于《水浒传》而完成于《西游记》的。

      奇幻与诙谐是《西游记》的风格特色。《西游记》中的典型环境是虚幻的，人物形象是奇诡的。小说突破天地时空，融合人神鬼物。人物能钻天入地、翻江倒海，可呼风唤雨、赴汤蹈火。或来去无踪，或死生有术；或祭宝斗法，或逞能使计。一把汗毛，满地灵猴；一个筋斗，不知踪影；……在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智一节，比七十二变化，真是变幻莫测；真假猴王辨真一段，使百般能耐，令人眼花缭乱。时而洞天福地，仙家道长；时而小桥流水，凡夫俗子。可以说，整部小说夸张到极致，奇幻到极致。可是人们长久以来却爱不释手，那是因为真真幻幻，极幻极真，奇寓有实，幻源于真。天宫亦朝廷，神仙即百官；妖魔是恶霸的幻影，取经人秉英雄的本性。因此，《西游记》的奇幻不是荒诞；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

      胡适的“滑稽”说，鲁迅的“游戏”说，也包含了小说诙谐的艺术风格。小说第一主人公孙悟空的“雷公脸”、“罗圈腿”已是一副滑稽的形象了。他称至高无上的神仙班头玉帝、太上老君为“老儿”，呼那些作为对手的妖魔鬼怪为“孩儿”。他在降妖的过程中，时而扮成妖怪的母亲受妖怪礼拜，时而化为女妖的丈夫而骗取宝扇。猪八戒更是一个喜剧形象，名为“八戒”而难戒“食色”，每为女色所惑、佳肴所诱，丢人现眼，出尽洋相。乌鸡国国王存尸井下，孙悟空哄八戒驮尸；八戒觉得上当，唆使唐僧令悟空医活，否则念紧箍咒；孙悟空反提出条件是八戒要哭丧，八戒则“拈一个纸拈儿，往鼻孔里通了两通，打了个喷嚏”，佯装哭了起来。这简直就是一个滑稽小品。至于猪八戒攒私房钱，念叨散伙回高老庄，人所共知。甚至那庄重典雅的观世音菩萨也颇玩笑解颐，孙悟空请观世音去降红孩儿，观世音用净瓶装了一海的水去灭红海儿的三昧火。孙悟空拿不动，观世音说：“待要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善才龙女与你同去，……－－你见我龙女貌美，净瓶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功夫寻你？你须是留些东西作当。”孙悟空即说松下紧箍咒作当；观世音菩萨则要孙悟空的一根救命毫毛作当；孙悟空说拔了一根，就拆破群了，不舍得。观世音乃“骂”他“一毛不拔”！岂不令人忍俊不禁？所以说，《西游记》是游戏笔墨，能涉笔成趣。

      下面介绍《西游记》影响下的其他神魔小说。

      《西游记》与此前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相比可谓独树一帜而毫不逊色，尤其其雅俗共赏，遂开出神魔小说这一流派。

      首先是续仿《西游记》的神话小说。《续西游记》是《西游记》成书不久以后的续作，写唐僧师徒四人取得真经以后，一路护经回到长安的故事。明末董说撰有《西游补》，写孙悟空在“三调芭蕉扇”之后，为情妖鲭鱼精所惑，难脱情网，后在空虚主人的棒喝之下，回复真我。全书寓有对“情欲”误人的思考。还有《后西游记》（又名《小西游》），每回书都是一则寓言，它发扬了《西游记》寓意嘲讽的特点。

      另辟题材又刻意模仿的神话小说是《三宝太监西洋记》，该书100回，题二南里人著、闲闲道人编辑，其实作者是罗登懋。书成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题材取自历史事件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唐僧是陆游，郑和则为海征。郑和为征西元帅，金碧峰长老为大明国师，张天师为大明天师，从红江口登船出征，周历39个国家，臣服者礼之，不服者征之。征伐斗阵，均赖国师、天师的法术。且多有模仿《西游记》的痕迹，而不及《西游记》多了。

      《封神演义》是继《西游记》以后影响最大的一部神魔小说。该书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之时，旧题为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也有人以为是陆西星、李云翔撰或李云翔参与编撰。该书的成书过程也与《西游记》相仿佛，以历史上的武王伐纣的史实为影子而稀释演绎，充分利用宋元以来的这一题材的各种评话，如《武王伐纣评话》等，然而整理编撰创作而成的。

      小说以商末纣王失政而引起商周斗争为背景，以姜子牙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叙述了在宗教上斩将封神、政治上有道伐无道的故事，从而折射出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小说塑造的并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不多，纣王是一个，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较为立体的暴君形象，他荒淫失政，信奸任妖。他烙忠臣于铜柱，投无辜于虿盆；挖比干之心，剖孕妇之腹，及至诛妻杀子。种种倒行逆施，令人发指。狐狸精妲己也是一个能留下印象的人物，她是妖孽，是邪恶的化身，蛊惑君王，种种罪恶均是她的主意。因此，民间稗史中，她是“女人祸水”的“典范”。塑造得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哪吒，特别是“哪吒闹海”一节，情节生动，描写细腻，形象鲜明。他的天真顽皮、勇武斗狠颇脍炙人口。但是，作为小说第一主人公的姜子牙却平板呆滞，与相同类型的诸葛亮、吴用相比，相去甚远。这部小说以想象的怪异为特征。人有奇形怪状，异能绝技。雷震子之肉翅能飞，土行孙之入地可行，杨任眼中出手，哪吒莲花化身。最奇是双方打斗，祭宝斗法，令人眼花缭乱。这也是最为底层百姓所最津津乐道的地方。而其情节的雷同与程式化恰是一种重要的缺陷。

      神魔小说发展到清代，又有《钟馗斩鬼传》、《绿野仙踪》、《济公传》等，但影响都不如《封神演义》，更遑论与《西游记》比肩了。

      对于神话小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它在文化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对底层百姓在文化上所起的影响。神话小说总是与宗教缠夹在一起的，底层百姓享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权利，却接受着瓦肆勾栏、坊间里曲的神话小说的影响。老百姓的宗教影响主要来自于庙宇道观和神话小说。就神话小说的影响而言，他们对老子、元始天尊、姜子牙、赵公明、道教的认识主要得之于《封神演义》，而对佛教、如来佛、观世音菩萨、阎罗殿，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托塔李天王、太白金星、太上老君等神谱神系的认识则主要得之于《西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