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健

      　  陈晋先生大著《文人毛泽东》，于人于文，尽管颇多有所未言，言亦有所未尽，但仍是一本言则有据、持论严谨、文情俱胜的书。作者“毛研”专业所系，有机会接触内府秘藏，间有披露，人所罕知，便成珍闻。以之立论，也就多了些可信。这里只说《红楼梦》毛泽东批注本。虽早已不是新闻，仍能给人启发。书中介绍称：“曾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保存过一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批注过的《红楼梦》，另外，康生也保存过一套毛批的《红楼梦》。北京图书馆的著名学者路工曾从康生那里把这个毛批本借来一阅，发现毛泽东批注的版本正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的。路工也就在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红楼梦》上按原样抄下毛泽东的批注。最近曾有出版社打算出版这个转抄本，但因是孤证，恐很难实现。”(《文人毛泽东》，321页)

      　　我说给人启发，指的是“转抄本”和“孤证”数字。因为我由此想到了在红学界已成定论的“靖藏本”。为便于比照，说一些路工“转抄本”具体情况。最早披露此本的，是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上海《新民晚报》马汉民先生《毛泽东批注的〈红楼梦〉》一文。以后曾有多家媒体转述。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在《红楼放眼录》一书中，有马先生文章的摘要，介绍自路工处所知转抄本情况，称：“毛主席批注的《红楼梦》，选用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批注在全书的前八十回进行，以蓝墨水钢笔书写，注文写于书的天、地及两侧空白，运用了多种符号如重点线、括号、引号等等。路工满怀崇敬之情，利用同样版本的《红楼梦》，按毛注的位置，依样画葫芦的抄录，对每一符号、每一标志，均保持真本的面貌。在路工的努力下，‘毛注’在民间诞生了一部抄写本。最近路老与笔者谈及此事，十分激动地说：‘抄录毛主席的《红楼梦》批注，出于学习的心愿，做梦也未曾想到，毛主席的红学研究精华，却有失轶的可能!’”

      　　目前看来，“毛批”原本的“失轶”，已是事实。所以，路工先生辛辛苦苦的“录副”，便成陈晋所说的“孤证”。问学通例，孤证不立，故而虽系于伟人名下“毛批本”的出版面世，也难实现。这自是莫大憾事，然也无可奈何。我涉览孤陋，未见过路工先生自己叙述“毛批本”录副经过，但有陈晋大著为佐，相信此事不会是道听途说。路工先生不以目验秘笈、录副辛劳自炫，学人严谨风范，倒真称得上“沉默是金”了。

      　　由此想到“靖藏本”，全是巧合。因为我有缘拜读《文人毛泽东》一书时，今年四月的《文汇读书周报》正连续四期刊发俞平伯先生生前未刊遗文《记毛国瑶所见靖应*/藏本〈红楼梦〉》，文长三万余字。编者按语称：“因其特有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我们经慎重考虑，决定破例在本报全文刊出。”另有魏绍昌先生“附言”，于“靖藏本”有简明切要的介绍，不必重录。只抄我觉得关键处几句：“《红楼梦》的脂砚斋批语抄本，今已发现十二种，内十一种均有实物存在，其中除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戚序本一种外，另十种且有影印本行世。唯独，在南京浦口一度出现旋即迷失的靖本，有名无实，存世的只是毛国瑶一九五九年从靖本抄录下来的一百五十条批语……所以真正见到过靖本的，可以说只不过靖应*/(已于一九八三年去世)、靖宽荣和毛国瑶三个人，而真正将全书过目的，更只有毛国瑶一个人。”异常清楚：靖藏本，“有名无实”；见过的不过三个人；真正过目的，只一人。这点事实，还应加上一句：都是毛国瑶先生一人提供的，再无他者参预。所以“附言”结末说：“由于靖本如昙花一放，从此不再出现，难免会引起读者的种种怀疑与诘难。本报现将这篇劫后幸存之文，予以首次披露，可谓搜辑俞老红学佚文的重大收获。而且对靖本的研究，必然会有进一步的助益。”

      　　坦率地说，如此“红学”比《红楼梦》还难学。比如，靖本，既已确认“有名无实”，研究，又从何说起?毛国瑶一百五十条“批语”即令字字抄来都是真，既然只他一人见过，亦属孤证，又何以能立而为论?我倒是觉得新出《俞平伯全集》未收俞老这篇未刊文稿，颇为蹊跷。一九六四年俞先生此文写成，交北京《文史》杂志，未及时刊出，倒是正常的：孤证不立!而靖本一百五十条批语由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于一九七四年初次正式发表，也应当说是“正常”的。因为那是无所谓证与不证而伪证横行的年代。而今则因是孤证，“毛批本”也只可录而存之，存而不论，也属拨乱反正一例。“靖藏本”，是否也应依例视之，留待旁证的出现，再行论定呢?至于已有的“红学”界“定论”，也可算是别致的“史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