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林 

      偏振是物理学中的概念。然而，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不少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审美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偏振现象。他们往往易于和乐于接受秀丽、和谐及阴柔之美，而对于崇高、阳刚及悲壮之美却显得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抗拒感。这种偏振现象表明中学生在个体审美鉴赏方面还普遍地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因而，我们如果任其自然发展，那么这只能限制了他们的审美视野，只能使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朝着单一化发展，最终只会使他们也变得越来越纤弱，从而导致个体审美发展受到阻碍，无法成为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有用人才。 

      那么，产生这一审美偏振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从审美主体来看。一方面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结构决定他们更容易接近优美的事物。因为具有娇柔、小巧、轻盈、光滑等特征的事物往往会给人平和、舒适、喜悦、宁静等感知，这是一种较为直接的快感；而具有博大、雄伟、壮观、粗犷等特征的事物所带给人们的则是景仰、惊喜、悲壮、豪迈等情感。这种情感却是由痛感转化为快感。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的：“大海给我们以无际和渺茫的无限时，人类就被激起勇气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崇高是以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掌握的艰巨姓来肯定人的本质力量为其审美特征的。这对于那尚处于多梦季节的中学生来说，崇高比秀美更为遥远。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沉淀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在文艺欣赏过程中人们往往从善恶的观念评价作品，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在内心深处，人们形成向善去恶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体现在审美鉴赏中就是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理期待和依赖。因而，我们国人难以承受“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壮与崇高。对此，鲁迅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指出：“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 

      其次，从审美客体看。在我们快节奏、高速度、价值取向日益多样的现实生活面前，文艺创作失去了其社会教化功能，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各种文艺作品变得萎靡、柔弱、媚俗，在审美上也倾向秀丽、阴柔，而少有悲壮、崇高的振聋发聩的力作。那种夫子论道，那种准文人的个体体验，那种学院寂寥的争鸣，那种报纸杂志的褪色的写实，充斥着当代文坛。尤其是近年来，俗风日渐，铜臭味浓，形形色色的文字垃圾充盈耳目。无疑，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审美品位。 

      第三，从教育角度看。当前，学生的审美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尽管我们在语文教育教学中，也或多或少地进行了美育的渗透；但是，这种渗透归结起来说，还只停留在自发的、无序的状态，并没有科学的理性和系统的认识，更没有一个比较严密的、科学的渗透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个体审美能力的培养。 

      基于这种种原因，我们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思索：对于中学生的审美偏振现象，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我认为，我们不妨做如下一些尝试。 

      第一，从理论上加强对学生的审美指导。我们在肯定秀美的同时，着重指导学生增强对崇高之美的认识，健全和完善其审美心理结构，走出审美偏振的情感误区。学生只有从根本上理解了崇高的特征，才能更好地去感受它。这样，通过美育，学生就会从“感觉的被动状态”转移到“思维和意志的主动状态”，从而自觉地完成审美鉴赏的飞跃。 

      第二，在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崇高美的魅力。在教授郭沫若的《屈原》中的“雷电颂”时，我们不妨把它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相对照。一方面是充满战斗激情的悲壮，一方面是淡淡喜悦与哀愁下月色的秀美。通过对照，学生明确了崇高之美是一种比秀美更为强烈和尖锐的快感。而在教授关汉卿的《窦娥冤》时，教师应通过窦娥这一具有优美心灵和坚强性格的被迫害的古代妇女典型形象，让学生由悲伤、痛苦中获得勇气和力量。这样，在教师的审美诱导下，学生就会对崇高之美的事物敏感起来，不再是听雷声而恐惧，遇狂风而忧虑。 

      第三，有目的地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切实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水平。教师应教育学生远离那些格调低下、颓废萎靡的武侠、言情以及市井小说；组织和引导学生阅读高尚激昂的名篇佳著、观看气势恢弘、健康向上的影视作品。借助书评和影评，教师从学生那里获得反馈信息并加以指导。 

      审美教育可以提高人类对人生的认识。尤其是，在当前，人类对崇高的精神追求正在承受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的挤压和冲击，我们毫无疑义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审美教育。但是这种审美教育首先应该是完美的，而不是有所偏颇的。 

      事实上，清风日丽固然是一种美，但狂风暴雨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呢？让我们帮助学生推开另一扇窗户，展现给学生的必然是另一副壮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