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杰 来源：申江服务导报

　　国内翻译茨威格的权威，北大德语系教授张玉书先生认了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

　　自从1953年进入北大德语系学习，54年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他的名字，紧紧和茨威格连在一起，茨威格细腻的文笔，经由他的笔，被原汁原味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

　　托马斯·曼曾经说过：“的确，德语文学不太好看，如果要是想寻找好看的德语文学，请看茨威格”，在张玉书眼中，茨威格的小说不仅好看，而且能洞悉人性深处的幽微隐秘，其思想性与审美价值都是世界一流的。

　　本报特约记者专访这位茨威格专家，听他说说他眼中的茨威格。

　　斯台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传记作家。

　　出身富裕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日后周游世界，结识罗曼·罗兰和弗洛伊德等人并深受影响。创作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以传记和小说成就最为著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反战工作，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1934年遭纳粹驱逐，流亡英国和巴西。1942年在孤寂与幻灭中自杀。

　　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三大师》等。

　　张玉书 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茨威格学会理事等职务。著有论文集《海涅·席勒·茨威格》，主编并翻译多卷本《海涅选集》和《茨威格小说集》。

　　触及灵魂、抓住本质

　　《申江服务导报》（以下简称《申》）：您曾经说过，开始学德文的时候，最喜欢的是海涅，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茨威格，并准备翻译他的作品？有人说，德国文学注重思想性，不如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好看，茨威格是否算是德语文学的异数？

　　张玉书：最早接触，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一次在《世界文学》上看到了纪琨先生翻译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觉得很精彩，但没有想到翻译。

　　思想性并不就是绷着脸讲道理，让人感动，受到影响，也是有思想性的。法国文学中动人的也有思想性，他能挖掘出人性深处的幽微隐秘以及人性的复杂，使我们注重对人性进行深度的分析。以往我们看作品习惯于一个人物出场后就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外人，而茨威格的作品中的人物很难贴标签，比如《一个政治人物的肖像》中的富歇，开始是一个正面的革命性的人物，而后来的变异让人心惊并令人深思。我以为，茨威格表达的是一种真实的人性，这种真实，本来就是复杂的。

　　《申》：您个人比较喜欢茨威格的哪部作品？

张玉书：他的作品中都有一些让我很震动的地方。比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中的那个青年的手，那个赌徒的手，就是很精彩的描写，描写赌徒有写眼神的，流露出贪婪什么的。但通过描写手来写的，很不一样，令人感动。我就想将它翻译出来的。

　　再比如《象棋的故事》，你可能是觉得他的棋艺高超，能一人打败多人，但让我感动的却不是这一点。首先，他原本不是一个象棋高手，怎样战胜一个世界冠军。正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但他经历了一个非正常人的经历，这个非正常人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有多深，这个经历也是他后来精神分裂、疯狂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象棋能使他疯狂呢？那就是法西斯的迫害。他本来是个很平庸的棋手，在此种情况下，他从背棋谱开始，自我对弈，到后来达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一般人很难企及，终于出现了精神分裂。作者通过这么一个故事来反映法西斯不用重刑、不用鞭打、不用流血，完全是精神的摧残，达到了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地步。这和我们以往看到的革命小说中反动派对人的摧残完全不一样。我以为茨威格的描写，入木三分，且抓到了本质，直指灵魂。

　　徐静蕾不女权

　　《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在前两年被徐静蕾翻拍成了电影，当时香港导演张婉婷曾对徐静蕾说，这是否就是“男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徐静蕾说，不，这是“女人的一夜，女人的一生”，对她们的这种理解，您怎么看？

　　张玉书：这说明对于男人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对于女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大事。一个是认真的，一个是轻率的。这个男作家一辈子有很多情人，有很多一夜情，但对于这个女孩来说，她是从13岁开始就爱上了这个男作家，一辈子都在为之努力，她不是轻率的。所以，我觉得徐静蕾的看法比张婉婷要深刻一些。

　　《申》：有很多人认为徐静蕾的观点有更多的女权主义色彩，意思是爱情和生育都是女人自己的事，和男人无关，您认同这种理解吗？

　　张玉书：徐静蕾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来找过我，说10年前看过你翻译的这个小说，觉得很感动，现在10年过去了，拿出来看，这种感动还在。我问她，你对小说中的这个男作家怎么看？她说，我觉得这个男人很可怜，都活了41岁了，但他爱了谁或者谁爱了他，他都没有弄清楚。我不认为这有女权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