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里重温了意识流大师福克纳的作品，比较偏爱《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这个短篇，也曾一度想为它写点东西，却始终没有提起笔来，趁着此刻翻腾的思绪和阴霾的心情，便毫不迟疑地将这一遗憾弥补才是。这个看似弥漫着浪漫气息的题目背后实则隐藏着一个阴郁绝望的故事：作为南方没落贵族的爱米丽，她的父亲为了维护门第的高贵，赶走了向她求爱的青年男子，剥夺了她获得爱情与幸福的机会。父亲死后，30岁孑然一身的她爱上了北方佬荷默，当她顶住一切压力决心嫁给荷默时，荷默却只是逢场作戏，根本无意成家，绝望之下，她毒死了荷默，从此她与世隔绝，与他的尸体相伴，痛苦而孤独地度过了几十年。

      爱米丽，作为南方没落贵族中的成员，自小生活的中心便是父亲和大宅。她的父亲为了维护门第的荣誉与高贵，对她进行了严厉封闭的管教。少女时代的爱米丽有着青春的憧憬和心灵的悸动，她渴望加入同时代人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在父亲的马鞭与大声呵斥下受到了抑制，甚至被剥夺了，渐渐地，她成了“纪念碑”的象征。正如镇人眼中的爱米丽，是“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的。她在屈从父亲的管教、隐忍地维护家族门第的同时，是以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活力的流逝为代价的。

      父亲的管教使得爱米丽在心理与行为上呈现出畸形——她无力与人交往，也缺乏应付实际生活的能力，她生活在同死水一般的孤寂中。于是，当豪放、粗野的建筑工头荷默出现时，此时30岁仍孑然一身的爱米丽心中郁积许久的爱欲倾泻而出，爱情激起了她对真正有价值的生活的强烈的渴望，少女时代被埋藏在心底的激情驱动着她，蓬勃的生命力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她顾不上自己高贵的身份，无视镇上人的流言蜚语，与荷默一起乘着马车出游，她甚至顶住了各方的压力，决心嫁给这个拿日工资的北方佬，并在企盼中为婚礼做好了准备，此时爱情成了维系她生活的唯一的精神支柱，爱情也是她生命激情的集中体现，她试图通过爱情之门走出心灵的孤寂，于是她将凝聚着所有美好的理想的情感全部投入其中。

      当爱米丽顶住了来自家庭、社会与宗教的强大的压力并在企盼中为婚礼作好了准备之时，她却发现这个“歪戴着帽子，叼着雪茄烟”的荷默只不过是逢场作戏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根本不需要、不在乎爱米丽这样的感情，他不愿承担任何道德责任——他是一个无意成家的人。遭到荷默的拒绝后，作为孤傲、固执、暴戾的格里高尔家族中的爱米丽，她不会自暴自弃，也不会随波逐流，更不会逆来顺受，但是她也无法重新振作，继续寻找新的幸福，因为一方面她无法超越被抛弃的残酷现实，另一方面她也无法自拔于南方妇道观与镇人飞流短长的双重桎梏中，在这种内外夹击之下，曾一度怀着对生活与爱情的激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她“美狄亚式”的反抗，原始的野性冲动让她选择毁灭荷默，以此来弥补由爱生恨造成的巨大的心理落差。

      然而在毒死了荷默之后，她的心灵也永远失去了宁静，她从此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包袱，她的良心永远处于被拷问、被斥责的地位，但她的固执与孤傲又不许别人来惩罚她，她要自己惩罚自己。于是从此以后，她封闭自己，凝固时间，带着负罪感与内疚感与世隔绝，孤独而痛苦地过着悲惨的后半生。

      倘若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爱米丽，那么她的做法无疑是极端而残暴的，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观照，爱米丽事实上是值得同情的，正如作者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态度是同情大大超过谴责的。作品没有直接给我们展示爱米丽的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但是在作品末尾中，原本布置好的新房在时光流逝中却只剩下“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而银质男性的盥洗用具上的名字也因多年的抚摸而变得模糊不清，尤其是荷默的尸体边留着一绺长长的银灰的头发这一系列的暗示，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深深地震撼，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封闭、破落的大宅中，爱米丽背负着双重的爱——对家族辉煌的过去和对情人荷默，双重的恨——镇上人的干涉与爱上一个无意成家的人，双重的负疚——对不起家族与荷默，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破落封闭的大宅中苦熬的凄惨的景象。

      正是鉴于此，尽管爱米丽的谋杀之举丝毫不值得称道，但她却完全配得上作者和读者心中为之绽开的那朵玫瑰：因为在当时清教文化和南方妇道观的重压下，女性很少能主宰、把握自己的命运，要获得完全的独立自由很困难，她们能向社会挑战，可微弱的力量终究挡不住外部的压力，只能以堕落、失去正常理智或者精神畸变得以获胜，而爱米丽为维护自己忠贞的爱情作了大胆的反叛和抗争，尤其是作为南方贵族的她执意要嫁给北方佬，这需要她冒多大的风险，承担多大的勇气，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爱米丽丝毫没有妥协，她那悲惨的一生和在那样的环境中仍然渴望过正常的生活，仍然顽强地表现出她的人性，博得了作者深深的同情，所以福克纳要对她“递上一朵玫瑰花”，“借此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