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 来源：新闻午报

　　贾平凹语录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记者听不懂我的话，这样会引起很大的误会，而这样的误会又最不好解释。”

　　———贾平凹在担心记者不懂西安话时说

　　“写作是一种爱好，每个人开始写作都是因为爱好。不管外面的人写啥，我自己有什么感想就写出来。”

　　———贾平凹谈对写作的看法

　　“我自己只是一般的作家，文章写得不好，要说对自己的文章篇篇满意，我不敢说这样的话。”———贾平凹自我评价

　　虽功成名就，贾平凹亦常自嘲：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贾平凹出生地）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贾平凹体弱多病，不喜欢城市，不喜欢旅游;至今不会发短信，不会用电脑。与家人呆在一起，看看石头，看看陶器，就心满意足了。当然，还有写作，这是贾平凹治不好的“病”。

　　贾平凹小传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52年出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街。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打击迫害，沦为“可教子女”。1972年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和写作。著有小说集《兵娃》、《姐妹本纪》、《晚唱》、《野火集》、《山地笔记》、《商州散记》、《小月前本》、《腊月.正月》、《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天狗》、《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妊娠》、《浮躁》、《废都》、《白夜》、《怀念狼》，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爱的踪迹》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腊月.正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儿》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浮躁》1988年获美国飞马文学奖。长篇小说《废都》1997年获得法国女评委外国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韩等版本，国外人士誉之为中国大陆文坛的“独行侠”。

　　四改《秦腔》，家人说再改就改傻了

　　2003年的春天，动笔写《秦腔》之前，贾平凹祭奠了棣花街上近二十年的亡人。他的书房当中放着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着香，他亡故的父亲、伯父、婶娘，在他面前涌现。他叹气、摇头、心情复杂地回忆着他们，令他们在《秦腔》中，一个一个的复活。

　　家在一处，书房在另一处，贾平凹生活简单、散漫，没有常规的作息。一年零九个月的写作，白天带着妻子擀成的面条和包好的素饺，赶到书房。门窗紧闭着，灯光大亮。到了夜落，招引两三个好友，到常去的茶室去喝茶、打牌，消磨着一个晚上。

　　寂寞是难熬的，他写字，“精神寂寞方抚琴”。他画画，画了玄奘的像，画了朝天悲嚎的猫，画了出浴的贵妃美人。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古有“封侯”一说，他的解释是：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自己。

　　他从小在病中度过，一直是病色，却从来不进医院。个子不高，以为自己丑，“形象不好”，父亲是反革命，家庭成分不好，容易胆怯，紧张，所以长大后，也不喜远游。自卑起来，年轻时见到女孩子，十分害羞。这些在后来作品中，都有反映，却都是反着来，一个长病的、木讷的，容易害羞的人，文字里却是活泼泼、大胆的，挑衅着禁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虽功成名就，他也自嘲：棣花村文墨颇深，到了那儿千万不敢说文写字。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古人讲：文章惊恐成。一稿40万字，不满意，他写了三稿，仍然是不满意，在三稿之上，又改了一次。家里人看着可怜，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

　　“《秦腔》写的是农村的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农村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现在中国的“三农“概念，农业、农村、农民，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说的是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离不开土地。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却剥离开了。农民离开了土地，有些是主动离开的，有些是被迫离开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病残。我的老家棣花村，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泻洪池。旧的东西稀哩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里都是难活。”

　　他画凤，倒像长了长毛的鸡

　　夜色朦胧，叩响某机关居民楼的六层楼房门，灯光昏黄，贾平凹打开门。我终于亲眼见着了无数文青推崇不止的文豪。

　　“很多人都以为，我至少是一米八以上……”他好脾气地笑。

　　“我们不可能做采访。”浓重的陕西方言。

　　什么？我对他大声疾呼。

　　“你看看，你根本听不懂我的话……”他又要打退堂鼓。

　　听得懂，听得懂，我慌忙不迭。他又笑，实在是脾气好。

　　“有一次去南宁讲课，讲了一个小时，问底下学生有何问题，学生举手，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听不懂老师的话。”贾平凹十分懊恼，“你早说啦，早说听不懂，何必讲那么多话——我最怕和讲话有关的事情了。”

　　屋子因为要搬迁，十分凌乱，或许因为天冷，一股石头的寒气。传说他喜欢石头和陶器，今日信之。“我石头多，书倒不是很多。”

　　两口大瓮摆在屋子里。地板、桌子、玻璃橱的柜子，满是他多年来拾掇来的石头和陶器，不计其数。“这个汉代的陶器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陶器……那是一个直壁瓮，造型比较罕见……那个东汉的罐子，是目前我发现那种造型中最大的，上面的那个小罐子是秦代的，那是魏晋的，上面的花纹、字啊，都很大气。最近我还喜欢收藏民间的狮雕，这可是有讲究的……”他一一解说，如数家珍，神情极活泼，语气极亲切，得意起来，则哈哈大笑。每日在书房写作，累了便把玩石头，心中十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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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书房取名字，多是什么斋啊，什么屋啊，他取过名字“上书房”，因为房子高，要上楼才见到。现在他的书房叫“大堂”，意为“一人堂”。大，一人也；堂，尚土也，他认为自己和“土地”关系紧密，并如此解释了自己的出身：“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般，那是乌在了骨头里。”墙上挂满他的字与画，与文章相似，朴拙知趣。他画画，心思与旁人到底是不同。别人画凤，多数画得华丽。他只有简练几笔，就已经画完。看起来，倒像是长了长毛的鸡。若是有人起了疑惑，他便说，有谁见过真的凤呢？

　　有人来买他的画。但是他一般不卖。“一个题材不过画一张，而且我的画小。一般中国人买画，都是按照尺寸买的。他们说，我这画小，还那么贵。那我就不卖了吧！”

　　“女人，不但如花，还要解语，才是好”

　　贾平凹也爱收藏石头，但只是符合他的审美才要，看不上，再好也不买。看上了，再贵也买。搞收藏的人多数都吃过亏，他吃亏多了，自然就会了鉴别。“就好比女人买衣服多了，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有一幅小字，“奥林匹克，赐给我力量。”小鹿纯子的话。写于上世纪80年代，全国风行《排球女将》之时。纯子的模样他没有在意，倒是记住了她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话好得很，那时就写下来了。”所写的字中，有唐明皇写杨贵妃的话，其中有“解语花”。贾平凹这么认为：女人，不但如花，还要解语，才是好。

　　几个作家的小肖像，中外驳杂的，用相框框了，挂在正屋墙上：列夫.托尔斯泰，苏东坡、乔伊斯、张爱玲、海明威、沈从文。他喜欢的作家多了，比如鲁迅、林语堂、博尔赫斯、福克纳，原来想挂上几十张，好比小学生的教室似的。可惜一直寻不着福克纳的画像。

　　“我不爱和人讲外国文学，因为我总也记不住名字。两下就露馅了，我唯一记住的比较长的名字就是列宁的，呵呵……”

　　在内屋见着了传说中美貌妻子的大幅像片，果然是媚惑细腻的美人。又见了大女儿照片，正年轻，眉眼与父亲神似。他的另一个小女儿，已经上小学，在方格纸上习字，虽稚嫩却也见朴拙大气，他心下爱之，讨过来用小相框，正经裱起来，也挂在墙上。

　　其中一个屋子，堆着一摞一摞的《废都》，本本皆不一样，大概有四五十本，都是他收集的盗版。

　“许多人都骂我呢，连我家的鸡狗都骂过”

　　曾经有位女作家走走采访贾平凹的录音，整理出《贾平凹谈人生》。“口语很多，我说得口罗哩口罗嗦的，有些随意、散乱，但还是保留了些味道。”

　　“这不是我叫人家来做的，是她专门来找我采访。她来过好几次，聊了好几天。先前有个谢有顺，人家知识面广，厉害，来谈过一次，文章我拿笔也改了一遍。这样就没有废话了。那一次说的是关于创作，是正经话，和走走讲的，是乱七八糟的瞎话。两个极端，也有互补嘛。你也可以谈一个的，回去也整理出书的嘛！”

　　“别人写我什么，我也不看。随便写吧。即便是骂我，我也不怕。”

　　不由得好奇问：“有人骂你吗？”

　　“怎么没有呢？许多人都骂我呢，有人还说，永恒地批判贾平凹什么的。我干啥他都骂。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要是知道我又写了一本书，肯定又要骂我，说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老家就有一个因地盘纠纷与我家斗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狗都骂过。”

　　本性是农民，如乌鸡，乌在骨子里

　　贾平凹有些笨拙，对任何机械的东西，都没有感觉。不会发短信息，用不了电脑，当然也无法现代化。就连骑自行车，都不知道碰了别人多少次。有一次撞了人，差点都瘫痪了。

　　他信佛，与当地一个藏传佛教的喇嘛交往甚密。或许信佛的善良，易心软，易吃亏，别人求个字画，求不过的他便给了。有人借个东西，借到了后来就没了着落。他一脸的无奈。一天到晚都有人找他，所以他觉得“忙”。

　　他抽烟，过去有肝病，后来却痊愈了，“就是吃维生素C。有一个外国人，每天吃40多片，我个子小嘛，每天吃15片，吃一个多月，反正肝病就好了。”

　　他喜欢“好听的声音”。尤喜吹“埙”。“埙文化的发展可有我的功劳呢，因为《废都》里有提到。”他自得得很。十几年前，还和一群朋友录了一个埙的专辑，他趴在地上，翻箱倒柜，一阵叮咣折腾，终于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压箱底儿了。

　　他不爱去大城市，曾经去过北京发一个书画册子，只呆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回来。他说自己去过上海，“还见过了棉棉和卫慧，棉棉比卫慧好些，也听过摇滚哩。崔健的歌，就很不错嘛———这个城里，和农村是很不一样啊……”

　　他不爱旅游，法国邀请他过去，他一直都不去。“怕累”，“不自在”，去外面演讲，也觉得压力大得很。虽然肝病好了，但是脑供血不足。从小身体就不好，他自嘲说，“没有倾国倾城的貌，却有多愁多病的身。”和几个熟人，到乡下去玩，和家里人呆着，看看石头，看看陶器，不觉得枯燥。

　　采访当晚，还有两个好朋友来找他打牌，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医生，一个长着小胡子的画家。他介绍他的朋友：两个神经病。众笑，以为然。在咖啡厅里，他点上烟，烟雾缭绕，他打牌甚是专心，赢了，笑逐颜开，输了，锁了眉头。

　　牌局终了，众人作鸟兽散。回头一看，贾平凹不知何时消失，仿佛滴水溶入大海，他匆匆回家，迅捷地，无声地，溶入西安无边的夜色中。

　　摘自《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吴虹飞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