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在某种意义上是顾城作为“童话诗人”的代表性自白，它展示了诗人对于天真幻境的无限迷恋。在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方面，我们很难提出一个具体的语境，我们仅知道，在１９８１年，“文革”的岁月仿佛已经离得很远，但人间的痛苦依然存在，顾城已经失业，正与谢烨陷于热恋之中，爱意和被爱使诗人对生命充满了童真的信念，仿佛世界可以由他“任性”地加以描绘和构筑。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理想得到幻觉式膨胀的年代。在思想和文学领域，人们经常谈论的是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好像一旦获得这种解放，我们就可以企及真正的生活天堂。
　　正是私人的和时代的这两种浪漫主义交汇成了顾城的“童话”，“任性”只是打开这一童话的性格钥匙，或者只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理由，它使“童话”世界的呈现有了心理的契机。
　　接着是童话世界的逐层展开。一双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没有痛苦的爱情、淡绿的夜晚、快乐的小河、贴着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插图的节日……，所有这些意象在一支虚构的画笔下涌动着，甚至，诗人还为自己构想了一个理想恋人的幻象：穿着秋天的风衣，被燃烧的烛火和枫叶所照亮，四周环绕着爱她却又得不到她的许多男人。此时，顾城与谢烨已经相识，我们不知道顾城为什么需要在一个实在的灵魂之外寻找另一个女人的幻象。也许这暗示着顾城的内在渴望已经超出了谢烨所能承担的部分。
　　耐人寻味的一节是诗人的自画像：像一只“树熊”，“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这段幻象显示着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惊人的预兆力——十年以后，他真的进入树熊出没的澳洲，居住在英联邦（“维多利亚”）国家新西兰的丛林旁，并且最终在那片丛林里长眠和安息。这种先兆力在顾城的许多诗篇中都有显现，它使我们看到命运之手的严酷。
　　这首诗还流露出顾城的一些重要的精神特质：他作为“东方民族”个体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流亡者的对“大海”的无限渴望，以及“涂去一切不幸”的浪漫主义立场。要理解顾城，就必须对这些精神特质给予必要的关注。
　　然而，尽管顾城竭力营造着天真的幻象世界，这个“任性的孩子”最终不能走进他自己的话语乌托邦里，经过三十七年的努力，他发现了这一切的徒劳，最后，他用锋利的斧子拆毁了自己的童话。
　　对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的识读，还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另一个语言事实，即顾城的诗并没有像许多人曾经攻击过的那样“朦胧”和“晦涩”，相反，它呈现出一种清新流畅的明快风格，所有的段落都以“我”为开端，展开了某种主体中心的句式，仿佛是一个孩子半梦半醒时分的自言自语。这种语言气质与顾城的童话精神是紧密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