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卧石门倚梅花

      《小团圆媳妇之死》这篇课文节选自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第五章，作者以深藏同情又略带嘲谑的喜剧笔调述说了一个健康、活泼又纯真的少女被无情而腐朽的礼教摧残致死的悲剧故事。细读这表层轻松而内里悲戚的文字，我们深切地体味到作者微笑背后的涔涔泪水。

      作者萧红的一生犹似浮萍漂泊无依、辗转多舛，苦难总与之如影相随。而诸多的酸辛痛楚直接源自男性群体对她的伤害，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她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这种切身的女性体验强烈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她总试图用手中的笔来真实地记录底层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心灵状貌，长久地反思着她们共同的悲剧命运。《小团圆媳妇之死》一文同样是在这种思想底幕上诞生的佳作。

      主人公小团圆媳妇不过是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少女，她长的高大壮实，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没有其他女人那种低眉顺眼、委琐卑贱的奴相。然而正是这种与众不同，令她成了街坊邻居、婆婆大婶眼中的“异类”。生活在呼兰河边这个封闭空间里的人群，千百年来日复一日地过着驯顺、规矩的日子。他们不允许差别与个性，看不惯激情与生机，因此一致认定小团圆媳妇“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坐到那儿坐得笔直，走起路来，走的风快，”一点也不像团圆媳妇。故而当小团圆媳妇遭到婆婆的毒打时，人们同口称赞“早就该打”；当小团圆媳妇要被“洗澡”时，左邻右舍、大妈大婶便蜂拥而至，“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一齐撕光小团圆媳妇的衣服，将滚烫的热水浇到她的头上，全然不顾这个只有十二岁的女孩的死活。

      在这里，小团圆媳妇受虐致死的悲剧命运固然令我们无比痛心，但更使我们不寒而栗的是，残害小团圆媳妇灵肉的杀手却是一群与她有着同样悲苦命运的女人。这些常年遭受男性压迫，经历过无数磨难的年长女性，竟不自觉地加入了“吃人者”的行列，她们冷漠、麻木而又充满快感地扼杀着同类，把自身扭曲的惨痛经验与异化的复仇心理，残忍地强加于这个毫无罪愆的少女身上。呼兰河畔的这个群落真如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色彩，只有延续千年的封建传统，这传统如枷锁一样束缚着人们的梦想和情感，毒害并异化着女性的精神。她们丧失着母性甚至人性，一方面安于男性的压制与摧残，另一方面又自觉充当起男权社会的卫道奴仆，对一切“异端”采取本能地排斥，蒙昧地扑灭所有差别与不驯。因此，当小团圆媳妇健康、活泼的人性展露出些微张扬时，她们便不惜一切地对其施加冷却与窒息，直至一个鲜活的生命憔悴地凋逝。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自相残杀”的女性悲剧呢？是由于“婆婆”及左邻右舍的罪恶本性吗？显然不是的。她们虽然偶尔凶蛮，但本质却还是善良的。她们的打人、“杀人”全部本着一种“善良”的愿望。正如婆婆理直气壮地分辩对媳妇的严惩时说：“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然而，正是这样善意或不怀恶意的对生命的杀戮尤能引起我们彻骨的悲凉。这样的描述无形中增益了主题的厚度，体现出作者所反思的女性意识的多元与深刻。

      萧红以一个女作家的细腻和敏锐清醒地书写着底层女性病态的精神状况，目的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她的同主题作品如利斧劈开沉默了千年的铁牢，高扬起尊重生命的战旗，为女性民主意识的复苏与觉醒作一声响彻天地的呐喊。

      （原文刊发于2006年3月7日《语文周报》高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