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是张爱玲切入生活的角度，新与旧的冲突是构成她作品的主要张力。

      1、故事背景：沪港两地上流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性与封建性的交织。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那种亦洋亦旧、非中非西的洋场生活方式，是殖民地特有的东方色彩。《倾城之恋》一开篇就有那么一种袭人的洋场气息。随着女主人公爱情事业的进展，场景更由上海滩而移到香港，洋场气味更加浓郁。这里的人们绝对没有花前月下的优雅的诗趣，他们所做的是“上等的调情”，顶文雅的一种。人物间婚姻的缔结程序也是具有洋场气味的。来自旧式人家的白流苏和华侨富商范柳原，被不同的家世、文化背景、心理、习惯分隔着，又互相吸引着，他们各怀心肠，试着彼此贴近，绕够了圈子，费尽了算计，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半推半就，若即若离。最后是借着战事把戏做成了真的。战争剥尽了范柳原那点纨袴子弟的感情的浮华，也剥去了出身望族的白流苏的矜持，使这一对上流男女活得稍为自然一点，关系中多了一点真，就在这点真上结成夫妇。

      2、男女主人公：亦新亦旧，新旧结合。

      柳原道：“你好也罢，坏也罢，我不要你改变。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流苏微微叹了口气道：“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柳原道：“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流苏笑道：“像你这样的一个新派人——”柳原道：“你说新派，大约就是指的洋派。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流苏笑道：“你也顽固，我也顽固，你说过的，香港饭店又是最顽固的跳舞场……”他们同声笑了起来。

      范白的结合有其深刻的基础，有非对方不可的必然的逻辑。不止洋派的中国人，即中国化的洋人，他们的爱中国的固有文明也常常比中国的遗老遗少更彻底，正如吃腻了牛油面包，更觉中国的菜爽口一样。鲁迅早就道破了此中的奥秘。范柳原一类洋场阔少，离中国既近又远，他们似乎被拆卸后又组装过，因而人生就象是道拼盘，是洋派的，骨子里却又是道地的中国的，而且是最顽固的中国的。这里是殖民地化的畸形的精神现象，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交媾生出的怪胎，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产物，洋场上的新的人种。

      3、艺术上：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对于五四以后的小说，外国文学几乎是唯一的范本。所谓欧化的倾向统一了小说坛。而张爱玲却从新文学者所不屑顾的另一方面吸取了营养。她曾经嗜读张恨水的小说，她尝试过古典小说的多种形式。这种文学修养很清楚地反映在她的《传奇》诸篇中，令人感到“旧”中的“新”。旧者是那种笔调、情调本身所有的，新者却是由于新文学的一般读者对于旧小说的疏隔。但旧小说的阅读和写作训练，毕竟只是她的创作的一种准备，作为四十年代生活在沪、港上流社会的知识者，尤其是在香港接受大学教育，对西洋文化具有相当知识的现代作家，她对于生活、对于形象的感受、把握方式，是古典小说和流行的通俗小说所不能拘限的，她的作品使人看到，她怎样较为成功的调和了两者——中国旧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不同情调，在似乎相克的艺术元素的化合中，找到了自己的那一种调子。这调子未必是最动人的，却是最适合张爱玲的。于是，在她笔下，展现了一个生动、活跃、跳溅着的感性世界。其中有充分的感性形象的丰富性。得自中国旧小说的叙述技巧，讲故事的才能，甚至有意使用的旧小说的词句，都不足以使这些作品与旧小说混同。它们是属于张爱玲的。如：

      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

      好容易船靠了岸，她方才有机会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不无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强调人物的感官印象，在捕捉感官印象时充分显示出艺术家的精细和敏捷。香港情调是透过白流苏抵达香港时的感官印象来传达的，那浓烈的色调，有心情的忐忑，对前途的未定性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