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小说中，反复突出和反复描写的是两种意象：饥饿和象棋。吃是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需要。王一生一生只有两种基本欲求：一是吃饭，二是下棋。乍看起来吃饭与下棋毫不相干，一个是纯物质需要，一个是纯精神活动。但是王一生却绝对要在吃饱饭的前提下才能下棋，生存是第一要义，没有人能够脱离正常的物质需求，关键是王一生在一种平凡的生活状态中凝聚着某些形而上的、超越世俗的东西，那就是他于吃无争，不苛求麦乳精、油多，只要顿顿饱就是福。

      对于小说来说，主要不在于对饥饿进行社会、经济、政治的否定（这是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主题），而是从饥饿中引出不同当下社会、经济、政治的人格与文化超越。这就是象棋和蕴含在象棋中的文化。“何以解忧，唯有象棋”，象棋是王一生战胜心理饥饿和生活匮乏的法宝，简直就是他的生存意义，是他的生命本身。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王一生成天心游神驰于棋盘上的咫尺方寸间，不谙世事，不近流俗。无论是派别冲突的烽火、大串联的狂热，还是上山下乡前的离情别绪、蹉跎岁月里的感伤和无奈，都似乎未曾搅乱他内心的平静。他自有他的世界——呆在棋里，呆在那楚河汉界的厮杀里。这样，他心里舒服，可以忘掉世间那恼人的权利和路线的纷争，忘掉这种纷争造成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扰。他心如止水，在下棋中进入一种状态，进入状态，就能达到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的审美境界，自得其乐，从而保持了人在困境中的自我完整性。

      王一生，是寻根文学的理想形象。对文学史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王一生的理想性不是来自于现实政治信条和学校正统教育，而是来自于象棋和包含在象棋中的一种传统文化和人生观念。这在现代之外和本质上不同于现代的“根”，构成了“寻”的根据。

      道学精神的突出特征是追求精神自由，而要追求精神自由，首先就必须超脱物欲的羁累。为解救人生的苦痛，避免人生的伤害，老子和庄子都相应地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老子开出的药方是“守柔处卑”。老子认为，人应该像婴儿一样不造作不隐情，不生过分之欲，不亏自然之需，也就是说，人应该去掉过分的追求，去掉机巧诈伪之心，顺从自然本性而行。自然本性是什么?老子认为就是无为，无为则顺应一切，无为则不与人争，无为则不处人先，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甘居人后甘处卑辱之位，自然也就解脱了功利欲望的羁绊，可以与天地自然相往来了。

      当然，如果人们有着强烈的尊卑荣辱观念却又要心甘情愿心平气和地奉守卑辱之位，这确实是太勉为其难了，所以庄子所找到的药方似乎更有效一些，他的药方是“齐物逍遥”。“齐物”也就是将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看成是“一样”的：“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庄子•齐物论》)。（译文：事物原本就有正确的一面，事物原本就有能认可的一面，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正确的一面，也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能认可的一面。所以可以列举细小的草茎和高大的庭柱，丑陋的癞头和美丽的西施，宽大、奇变、诡诈、怪异等千奇百怪的各种事态来说明这一点，从“道”的观点看它们都是相通而浑一的。旧事物的分解，亦即新事物的形成，新事物的形成亦即旧事物的毁灭。所有事物并无形成与毁灭的区别，还是相通而浑一的特点。）即是说，不仅物的大小、人的美丑可以“通一”，物的成毁也可以“通一”，甚或是人与物也可以“通一”，譬如庄周与蝴蝶就可以“物化”。所以在庄子看来，既然天地间的一切都是同一的，那么人世间所谓的生死寿夭、苦乐悲欢、是非荣辱、高低贵贱等等的区别，就只是愚人的自扰，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虚幻不实的，犹如庄周梦蝶，人生本是一场梦，整个人世的存在也是一场梦。梦中无所谓真假，梦中的一切都是无法确认的；既然无法确认，便不必费心去确认了，任凭事物的自然存在也就是了。到了随其自然而无所用心的时候，事物的区别在人的心中也就淡化了；待到泯灭了事物的一切区别，人与物、与人的相处也就自在了。有了这种自在，也就可以进入“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逍遥无待”之境界了。

      仔细分析一下，无论是“守柔处卑”或是“齐物逍遥”，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极力要超脱世俗的功利欲望，以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又在极力提倡一种“意念”，即试图让人们乐意接受甚至是主动争取卑辱的地位，或是彻底泯灭尊卑贵贱生死荣辱的界线，将人的自我“齐同物论”，在精神上达到逍遥无待的极境。就人之常情常理来说，追求功利欲望易而超脱功利欲望难，因为“追求”者总被某个现实的目标所吸引，不需要“意念”的控制；“超脱”者面对富有诱惑力的现实目标要能够拂袖而去，则必须有坚定的“意念”才能够不为所动。因此，在对功利目标恬淡超脱的背后，必定是对某一“意念”的执着追求，或者说，恬淡超脱是以沉迷执着为基础的。由此而言，完整的道学精神也就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它所超脱的是世俗的功利欲望，所执着的则是个性化的精神“意念”。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棋呆子王一生究竟是沉迷于棋还是沉迷于自己的意念?虽然王一生的意念是“以棋解忧”，这其中决离不开棋，但棋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有人认为“王一生沉迷于棋道，如他人沉迷于酒色，沉迷于金钱”，如果棋是王一生沉迷的目的，当然就与酒色、金钱无异。但王一生的目的显然不在棋而在“解忧”，正因为目的在解忧，所以下棋就仅为下棋，既不“为生”，亦不在乎参赛的名次，甚或也不在乎输赢，当冠军老者提出言和，他便毫不犹豫地就说“和了”。正因为他在下棋的问题上淡泊名利，从来没有想到要比赛拿名次，最后却又大战群雄，杀败了十位高手而成为棋王，所以众多的评论家们便都说他是道家之棋，是无为而无不为的结果。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也只能解释王一生的超脱，却不能解释王一生的沉迷。其实，仅仅是超脱名利是不能带来棋艺的精进的，必须有超乎常人的沉迷才会有超乎常人的水平，所以，棋王的成功，决不是由超脱无为所促成，而是由沉迷执着带来的结果，只因他所沉迷的非名非利，所以被误会为超脱。应该说，他一门心思所想的就是如何解忧，为了解忧，他才沉迷于棋艺的精进；解了忧，他才能正常地生存。

      因此，从“意念”上说，棋为解忧，吃亦为解忧，二者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所以王一生才同样地执着而沉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