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品导读

      北岛是“朦胧诗”的旗帜，其诗歌被称作是“一代人的成长小说”（张闵语）。除北岛外，“朦胧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这是群体特色非常明显的“一代人”（顾城、舒婷等都明确在诗歌中使用这一称谓）。了解这一群体的特色无疑有助于理解北岛的诗歌。

      这种特色可以从人性呼唤、自我体认、历史反思、意象建构、艺术表现等五个角度来理解。

      一，恢复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唤友爱，真诚信赖，追求人生价值，人性尊严，重建理想与信念。

      二，重新召回“自我”，重视“自我”与“世界”的对话或对抗。在早期，自我往往过度偏重，被放大到与世界相对抗的位置，与世界对话的关系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关系非常紧张。这可从北岛在《回答》中所设置的“卑鄙”与“崇高”对立，舒婷在《墙》中所体验的“挤压我，勒索我”以及北岛在《冷酷的希望》中所宣告的“我们就这样/失去了阳光和土地/也失去了我们自己”等情境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后期则出现向内转的势态，即将自我失去和世界对抗的能力，“强大的自我”营造于内心——原本“心也许很小很小/世界也许很大很大”的自我体认最终成为“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舒婷：《童话诗人》）。

      三，反思苦难中的人性毁灭，理想沦丧；否定历史文化积淀中的传统人格模式，女性人格——《致橡树》的背景即在于此。

      四，构建经典意象世界，主要包括有“橡树”、“一代人”、“纪念碑”、“墓志铭”、“小巷”。其意象世界主要有冷竣（北岛）、温婉（舒婷）、天真任性（顾城）等多方天地。

      五，朦胧诗的艺术表现主要体现为：第一充满了强烈的心理机制：由于在自我与世界的对话中，“自我”被扩大，主体孤寂的心理和情感被渲染；在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中，普遍的悲剧英雄心理机制被突现——北岛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二，经验世界与具体生活场景有了足够的距离，诗人不再“实写”与“实抒”，形象与思想间产生了艺术张力。第三，诗人独特的体验与感受，往往模糊了由时间流与逻辑流所构成的线性抒情结构，而更多地形成了意象板块。第四，在修辞譬喻方面，多求陌生化，而不是相似性。

      需要注意的是，“朦胧诗”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这表明了其精神背景的时代性。因为这一特点，诸多艺术心理在朦胧诗笔下可能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揭示或表现，这并非其艺术能力的缺陷。

      应该说，这些主要特点在北岛笔下都有体现。目前北岛诗歌结集出版的有个人作品集两种：《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年版）和《北岛诗歌集》（南海出版社，2003年版）——两者前后相距十七年。合集则主要有《五人诗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在这部集子中，北岛获得相当高的评价，他仅仅排列在穆旦之后，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第二人。而《五人诗选》的“五人”即“朦胧诗”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按集子的实际排列次序，分别为杨炼、江河、北岛、舒婷和顾城。由于五人的重要性，它集中体现了“朦胧诗歌”的主要成就，而北岛诗歌在当时的地位从中也可见一斑：在五位诗人中，北岛的诗歌在数量上是最多的，在篇幅上则是最长的。

      当然，这种重要性更主要地体现在关于北岛诗歌的评论上。有评论这样认为：“北岛的诗是新的启蒙运动的先声，他大胆的怀疑与坚定的挑战，具有思想家的风姿……北岛诗刚健沉雄，熔铸着广袤的民族苦难与博厚的历史思考，他以人道主义为支点，关注乖谬逻辑中的作为个体命运的人的权利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向不公平的时代索还人的自由，坚持理想，拒绝向诡诈的现实输诚……在古典加民歌的滔滔洪流中，北岛坚持了诗的独立品格，以现代诗学意识改造被腐化的中国诗学，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蒙太奇、变形等手法纳入诗学范畴，推进了中国现代诗在沉睡30年后的复活与繁荣，丰富了现代诗的表现手法，为中国现代诗重返世界文学格局提供了积极的努力。北岛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诗承上启下、走向未来的有力的一环，一座不可忽略的里程碑。”（张同道等：《独自航行的岛》，《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P70，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这种从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表现以及它对时代诗歌美学的变革意义等角度进行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古寺》与《走向冬天》两诗，在北岛的诗歌谱系虽然并不如《回答》、《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等诗歌突出，但同样体现了北岛本人的诗歌精神以及朦胧诗的基本特点。北岛早期诗歌中情感往往是强烈的，其精神立场往往是明确的，只是有的很外露，有的则因为象喻手法的使用而不那么明显。

      从艺术表现看，诗歌所采取的都是典型的社会寓言式写法。诗题中“古”与“冬天”本身都蕴涵了象征意味。“古”可看作是传统或历史。在北岛笔下，传统或历史几乎从来都是被怀疑、被否定的、僵化了的对象。在《关于传统》一诗中，北岛就认为传统已经“衰老”；“祖先的语言”是一种僵化的东西，后来人“听不见”，因而只能“在历史课本中起伏”。而“冬天”和“春天”相连，从“冬天”到“春天”，不仅仅是时间和生命的递加，更意味着希望的甦醒。这样，“冬天”也就意味着某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走向冬天”也意味着对这种境遇的体味。

      从诗歌的具体展开情形看，两者内容带有某种承接性——这也可看作是“朦胧诗”作为一个整体所具备的某种相互关联性的体现。《古寺》的寓言意味比《走向冬天》更加明显，因为其中没有出现人物。其中有不少“废墟场景”，既指向“古”，也指向“寺”：“寺”和佛教相关。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它既放在这种背景之下，其超验性的精神价值无疑被指控为虚妄：个体并不相信它，它并不能给个体带来精神的慰安。这种虚妄在《走向冬天》里也被“我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一个神圣的预言”所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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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验的精神价值既已虚妄，在《古寺》里，现实又被“消失”、“没有记忆”、“暗哑”、“漠”所统摄，这表明了现实也是不可信任的：交流被隔膜和冷漠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缺乏共同的价值基础。“龙和怪鸟”这些只有在传说中才会出现的东西的引入意味着个体对超验的精神价值的寻求；“飞走了”则表明了传说之类的价值体也不能带来精神慰安，同时，它又指涉了现实价值寻求上的某种荒诞性。而“屈从的主人”的出现，既是明确化，也是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这一“主人”本身所欲宣传和推行的也就是“屈从”，屈从于价值的混乱、虚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对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个体的统治：肉体的和精神的。

      这些共同构成了对虚妄的精神价值以及提供这种虚妄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指控，诗人的怀疑、否定精神体现得非常明显。

      《走向冬天》使用了大量的否定性句式（主要为“不”字句式），这让人想起北岛的名诗《回答》中被大声宣告过的声音：“我——不——相——信”。而“我们”这一复数人称的运用则是诗人为“一代人”代言的意识的体现。

      与《古寺》不同的是，《走向冬天》所要表现的是一个悲壮的战士形象：“谎言”在“阳光”下横行的年代里，“不欠什么”、“不祝福，也不祈祷”、“绝不回去”所欲表明是抗争到底的精神立场。如前文提及的“朦胧诗”的几个特点所揭示，个体和世界的关系是“紧张”的，这种紧张往往又被渲染得非常强大，个体对时代和世界的抗争也就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来实现——当然，“正常”在当时是一个并不真实的词。这种“非正常化”的抗争在《走向冬天》一诗中体现得很明显。尽管“冬天”注定是一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但只有“走向冬天”才能更深刻地体察到残酷和虚妄的种种表现和特性，才能更深刻地体察悲剧本身价值。“卖掉衣服、鞋/和最后一份口粮/被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在正午的监视下/象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狠狠地踩着自己的影子/或者躲进帷幕后面/口吃地背诵死者的话/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等则是个体的行为特征及精神取向的体现：“果实”酿不成酒，但“也不会变成酸味的水”，它自有它的价值，这价值不会随时代本身的罪恶而改变；个体虽然无法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但不会苟同于时代的虚妄价值。而个体所采取的种种“非正常化”的甚至带有自虐性质的行动，就是要打破被虚妄的意识形态所统治的世界的表面平静，以唤起更多反抗的声音和行动来联合起来，共同和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做有力的斗争。

      放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历程，这种思想和由鲁迅所开创的“绝望的抗战”，由穆旦所延续的“以绝望为希望”和“残缺哲学”等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某些社会阶段里，残酷的社会现实能压制绝大多数的民众，向他们推行“愚民式”的意识形态教育，使他们像“看客”一样浑浑噩噩地生活并对这种生活充满感激，但先觉的、充满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总会像“盗火者”一样，尽管希望无比渺茫，却总会扛起抗争的旗帜，以使抗争的火种不断延续，以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与鲁迅、穆旦等前辈不同的是，尽管北岛在诗歌中表现出了无比强烈的怀疑、否定精神，但他的理想主义仍然会不时地流露出来。《古寺》在结尾处有“一场大火”和“一道生者的目光”等词语组合，所要暗示的就是希望有一场“革命的大火”来改变这个虚妄的世界。《走向冬天》的结尾以“而冰山连绵不断/成为一代人的雕塑”收束，往上延伸几行则是“谁醒了，谁就会知道/梦将降临大地/沉淀成早上的寒霜/代替那些疲倦不堪的星星/罪恶的时间将要终中止”，这也是在提出某种希望。扩展一点说，北岛的名诗《回答》也有类似的结尾：“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同样的，希望被寄寓其中。

      这样一来，可以发现这些诗歌的整体构成方式都很相似，都是在怀疑与否定之后提出希望。这样写作的最终意图体现无遗：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虚妄性和黑暗性，怀疑和否定精神是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也同样强烈。换句话说，这既体现了诗人对现实苦难的承担，又意味着诗人的理想和希望寄托于未来，正如被认为是“朦胧诗”的先驱者诗人食指所发出的声音：“相信未来”。而由前所述，北岛的“我——不——相——信”和“相信未来”事实上是同构的：“不相信”（现存世界理想秩序的匮乏）和“相信”（未来会更美好，会给“今天”一个公正的评价）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基于对社会抱有理想和希望，都表明了“朦胧诗人”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只是相比较“相信”，北岛式的“不相信”给读者的心理印象更为深重——北岛诗歌自身的“相信”成分给予读者的心理印象也同样不如“不相信”那般深重。

      此外，“扩展性阅读篇目”中提到了《走吧》，它是一首非常有特点的诗歌，这里也简单说一说。全诗不长，先看看全诗，“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冰上的月光，/已从河床上溢出。//走吧，/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走吧，/路呵路，/飘满红罂粟。”

      和北岛的众多诗歌一样，《走吧》一诗同样充满了象征和寓言的色彩，其基本精神也和《走向冬天》等诗相近。全诗5节15行，每节3行，都是由“走吧”的句式所引导。其间也设置了悖论性的情境：“歌声却没有归宿”，“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这同样是指控了社会现实的残酷性：理想价值无法实现。

      “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所要表明的是对理想的追寻——在这里，极具北岛气质的诗句出现了，一个邪恶的意象伴随着追寻理想的路途：“走吧，/路呵路，/飘满红罂粟”。这映证了先前所提及的以“非正常化”方式来抗争的思想：邪恶正是抗争的动力；火红的罂粟花所要映衬的正是理想的光芒，它指引着抗争者不断前行。而这，不能不说是北岛诗歌，或者更大一点讲，是整个“朦胧诗”谱系当中的一道独特景观。

      二 “阅读提示”导读

      由于象征手法在北岛的诗歌写作中相当普遍，而这些象征物有的是公设的，其意义已经得到普遍承认，比如以“太阳”象征光明、希望；但有的却是私设的，和北岛本人的情感体验紧密相关，也即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这就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辨析它的内涵。一般说来，在北岛诗歌中，“太阳”、“月亮”、“星星”、“果实”等代表着理想和希望；“冬天”这样在时间的序列里被公认的残酷的年代则往往负载了现实的内涵；“石头”这种不能行动、也不能发出声音的中庸性的物质也往往附和着现实的价值形式；而像“乌鸦”、“罂粟”这样看似邪恶的意象则并不一定邪恶。

      当它们在一首诗或一个情境里出现的时候，既设置有“对比性的价值取向”，也可能出于辅助表达的需要：即社会形式的虚妄和残酷不是简单地由两种对比性的价值形态构成，它有“主人”（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也有“看客”或庸碌的民众，还有抗争者。同时，多重意象的设置可能还蕴涵了这样一种精神内涵：对社会现实的指控是强烈的，这表明了抗争者对罪恶和虚妄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由于理想价值在现实中处于缺失或虚位的状态，抗争的途径到底该如何寻求？理想到底在何方，或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却不是一个唾手可得的东西，这样，在诗歌表达中势必会流露出复杂的心理内涵来，矛盾、游移等心理也就可能出现，这也即“叙说者复杂的精神内涵和心理冲突”的表现。应该说，这种复杂性，真实地体现了诗人们（不仅仅是北岛）在社会形势并不明朗、真理价值也并不显现的年代里的心理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朦胧诗”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其实都是一种充满探索性的诗歌形态。这是需要好好体味的。

      至于《古寺》里“废墟场景”的象征内涵，请参见先前的讨论。

      三 洪子诚论北岛

      选自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P302-30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