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赞贤　《今古传奇·纪实版》

      疯狂岁月燃情体验

      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那发生过的一切,时光已全部记住,就看我们是否已忘却?

      二三百名苏联警察和便衣将我们围住狂殴,地上到处是血迹和散落的衣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被誉为“反修战士”。

      1967年初,中共中央指示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所在国的有关方面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65名留法学生和4名留芬兰学生,于1月24日晚先后抵达莫斯科,准备乘26日的中国火车回国。多数同学认为,我们是专程回国参加“文革”的,目的就是“反修防修”,此时去瞻仰革命导师遗容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决定25日去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

      大家心里清楚,此时中苏关系已严重恶化。在国外,“红卫兵”的名声也不大好,被视为洪水猛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留学生手举“小红书”(外国人对《毛主席语录》的称呼)走进红场,抬的花圈中还有一个是献给被他们否定了的斯大林的,出事就不是万一,而是一万了。但既然要“革命”,就不能怕出事,不回避斗争。

      25日午饭后,我们从使馆出发。同时,使馆用电话通知了苏联外交部。天阴沉沉的,冷得很,大概在摄氏零下30度。红场上参观者已经排着一字长蛇阵,直达列宁墓门。在一名苏军少校的带领下,我们抬着两个花圈列队进入红场。等了一阵子,警官把我们插进参观者的行列,在我们身后又排上了几百名“参观者”(后来得知都是便衣特务)。这时,军警不许我们把献给斯大林的花圈抬上列宁墓,强迫我们把它放在陵墓一侧的小道上。

      我们在列宁陵墓门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军警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按计划我们要朗诵事先准备好的两段毛主席语录,唱《国际歌》。一个同学走出队伍领读,他高声喊道:“请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2页……”突然,两个军警冲上去,左右架住他嚷道:“红场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许大声喧哗!”使馆领队和翻译立即上前与苏军少校交涉。这时队伍中又站出一位同学接着领读两段针对“苏修领导集团”的语录。响亮的声音在红场上空回荡。苏军少校恼羞成怒,气得关上了列宁墓的大门,同时向武装警察和我们身后的便衣特务招手。这些人蜂拥而上,推推拉拉,企图冲散我们的队伍。我们69人手挽着手,放开喉咙高唱《国际歌》。警察们气急败坏,把我们一个小个子同学架到红场中间,劈头盖脸地打,然后推倒在地,用大皮靴连踢带踩他的胸部。其他同学赶忙冲上去营救,队伍散了。

      在几名苏军中校、少校的指挥下,二三百名警察、士兵将我们和使馆陪同人员、新华社记者及翻译分割包围,三四个人围着我们一位同志拳打脚踢。最可憎的是他们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我们很多人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甚至伤筋断骨。地上到处是我们的眼镜、围巾、鞋和帽子。同学们互相搀扶着,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列宁主义万岁!”大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69人不论男女全遭毒打,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九人重伤。

      约半小时后,驻莫斯科的各国记者和不少市民闻讯赶来,红场周围人山人海。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帮助我们撤出包围圈。

      1月26日下午,我们60名受轻伤和无伤的同学乘火车回国(9名重伤者另乘飞机)。使馆给我们每人胸前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送行。苏方则在我们前边用摩托车“开道”,两旁警车“保驾”,后面是装有对讲机的小轿车压阵。几十公里,一路绿灯。

      中国火车在苏联国土上行驶时,挂的是苏方餐车。我们去吃饭时,发现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中文的反华小册子。我们立刻派代表向苏方列车长及餐车主任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撤掉小册子。他们口头上答应,但到下一餐时,他们不但未撤,而且增加了份数。我们又一次提出强烈抗议。苏方列车长威胁说:“要知道,你们现在是在苏联的领土上。再这样下去,就不给你们饭吃!”这种蛮横行径,激起我们极大愤慨。大家一致决定绝食。

      27日,列车的广播里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给我们的慰问电,传来了我国外交部发表的“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的声明,还传来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抗议苏修法西斯暴行的一系列消息。大家万分激动,个个泪流满面,更增添了绝食斗争的勇气和信念。

      31日晨6时许,列车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中国驻蒙使馆的同志们带着面包、馒头、罐头等食品等待在站台上。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使馆的同志说:“你们为正义为真理绝食,好样的。你们辛苦了!”不少同学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有毛泽东思想和全国人民鼓舞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饿。”

      2月1日下午2点,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央到车站迎接,和我们一一握手。他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二三百名苏联警察和便衣将我们围住狂殴,地上到处是血迹和散落的衣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被誉为“反修战士”。

      抚今忆昔,狂热的革命激情已回归于理智的思索,这才意识到我们当年的偏激和幼稚。“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本来就不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