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请两位“大洋古”出来给我壮壮胆儿。第一位是名人，罗马人贺拉斯：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诗；也许因为他在祖坟上撒过一泡尿，也许是他惊动了‘献牲地’，亵渎了神明，总之，他发了疯，像一头狗熊，如果他能够冲破拘束他的笼子的栏杆，他一定朗诵他的歪诗，把内行人和外行人统统吓跑。的确，谁要是被他捉住，他一定不放，念到你死为止……” 

第二位是不怎么有名的英国佬罗伯特·波顿： 

“他们变幻莫测，刚刚乐不可支，转眼就长吁短叹，没来由地抹眼泪儿，悲愁得快要精神错乱。……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固执于自己的奇思异想，另一些人则不论听到或见到什么，立马儿就倒了过去。看了一出戏，他会念叨上整整一个礼拜；要是听了一场歌舞，脑袋里就只剩下风笛在响；见到打仗，他们便彻底迷上了刀剑；要是受了一点气，从此又要愤世嫉俗。” 

咳，言归正传。早先，我也曾是个诗人来着，每回小学里开运动会，我都要吟道： 

“操场上，红旗扬， 

三年二班志气昂； 

……” 

逢年过节，喇叭里也总要广播我的《五一颂》、《青松赞》……您知道，就是那种真正的诗。 

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那可是个文学青年的时代，可不巧的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我的诗才涸竭了。整整三四年里，我只写出过一行诗： 

“啊……” 

听起来有点像惨叫。于是我放弃了原先的志向，但对诗人的崇拜丝毫未减。上大学的头一天，我平生第一次瞧见了诗人的肉身，他就住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大大方方地向我介绍他的身份。我说： 

“老天爷，那我可得握握您的手了。” 

我握了他的手。我把这事儿写到了日记里。 

那会儿校园每个角落里都埋伏着诗人，在校门外，更多的诗人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等待着机会来袭击你。第一个把我“干掉”的是高年级的一个家伙，他把我堵在厕所里，在念诵他的诗篇时挥动手臂，假装是悲剧的手式，其实是为了拦住我逃走的去路。接下来是一位学高能物理的瘦子，他总在食堂等着我，在我消化他的诗句时，迅速吃掉我盘里的所有饭菜。还有一位非常非常不漂亮的女才子，把她的短诗写在牛仔裤上，弄得我害了半个月的眼病。更别提那位ZYN先生，现在他的名气可是非常之大了，那时他从南方跑到我的宿舍里，要求下顿不接上顿、撂着撂儿睡觉的我们每月提供“五十元菜金，三十斤粮票，一间用于创作的带双人床的工作室”。虽然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我们还是欢欢喜喜地接待他，并竭力请他去洗一个澡。他来时穿着一双很朴素的布鞋，从公共浴池回来，换成了皮鞋，使我们大开眼界。 

ZYN很不满意接待的规格，他为此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 

“我的心在滴血。” 

有一天他看起来要自杀了。我出发去找他，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愚蠢。我在校园里转了大约一百里路，发现他时，他正在和一位女性崇拜者恳谈。我没有打扰他们，痛骂了自己一会儿，溜回楼里，找了个瘦弱的家伙，对他说： 

“你要是打我一拳，我就给你一块钱。” 

他也是个诗人，很高兴地在我脸上打了一拳。 

在我成为诗人之敌的过程中，同室的那位诗人帮了很大的忙。晚饭后我极少出去“自习”，常是懒在床上，转着眼珠儿，想像着各种快乐的事情，等待九点钟来临，那是校园里小餐馆上夜宵的时候，我和我的同类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才出动。诗人发现了我的恶习，也留下来，四顾无人，谨慎地关上房门，掏出一盒“好烟”来请我抽。我发现他的布置时，一切都晚了。我陷入沮丧。如果他取出的诗稿很厚，我的沮丧就加倍深沉。 

他的诗稿总是很厚的，而且为了防止我听不懂一些句子，或为了强调重要的部分，他每一段都要念上两遍，有时是三遍。 

然后他说： 

“您觉得怎么样？” 

这是我最怕听到的话。它意味着一切都无可挽救了。有一半的时候，我会假装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地说： 

“不错……我的意思是说，真他妈的好极了……” 

诗人竭力装出谦逊的样子，等到他认为装得差不多了，就说： 

“怎么好法儿？您得说说。” 

我看了一眼表，气急败坏地说： 

“我他妈怎么知道。” 

看到他错谔的样子，我后悔了，说道： 

“开个玩笑……哈哈……”我一边暗中痛骂自己，一边搜索枯肠，编造出最无耻的颂扬来。 

然后我会在另一种悔恨中听到另一句可怕的话： 

“您说得不错……不过，有些地方您还没有听懂……” 

接下来，他会把诗再念上一两遍，直到我对那些刚才“没有听懂”的地方重新发表出他所满意的评论。 

“你刚才是不是想出门来着？”他把烟收起来。“我没耽误你吧？” 

“一点儿也没有。”我心情沉重，步履蹒跚地回到床上。 

另一半的时候，我会直截了当地说： 

“不好，一点也不好，什么小羊老羊，全是瞎扯蛋。” 

但这也救不了我。 

诗人竭力藏起羞怒来，等到他认为掩饰得差不多了，就说： 

“怎么不好法儿？您得说说。” 

我说出“怎么不好”。他说我“说得不错”，但“有些地方您还没有听懂”。读诗，批评。又读诗，又批评。又读诗，……我颂扬。我再次步履蹒跚地回到床上。 

尽管如此，我对诗人仍然保持着一分敬意，直到我发现他们并不永远神游于八极之外，相反，他们都把自己的生活照料得好好的，不像我，过得一塌糊涂。缪斯只是偶尔干扰他们一会儿，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些心明眼亮的人，连鞋根儿也不许别人踩一下。 

最后的打击是在某一年的元宵节，一个非常冷的夜晚。我被一个诗人拖到湖边去“看月亮”。我十分谨慎地建议，也许用不着跑到那么冷的地方，反正月亮从窗口看也是那么大。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无地自容。我们来到湖边，他穿得很暧，而我没有那么厚的衣服，缩着脖子，根本抬不起头来向天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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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美啊。”他仰着头说。 

“是啊多美啊。”我低着头说。 

“你瞧那是什么？” 

我往天上看去，一股窥伺已久的冷风趁机钻进我的领子。天上有个月亮，别的什么也没有。 

“那里。” 

诗人指着湖边的草丛。他是近视眼，而我视力很好，却什么也看不出来。 

诗人走过去，从草丛里捡到一个饭袋，里边有若干不锈钢的餐具，还有一沓饭票。在回去的路上，他高兴地晃着战利品，我跟在后面，嫉妒得像一只得了胃溃疡的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