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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赏析2
《阿Q正传》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鲁迅在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过,主要是为了揭示“国人的灵魂。”(《阿Q正传·英文版序》)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的。《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是一个贫苦的流氓无产者的典型。
阿Q是个受压迫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有个姓氏却被赵太爷剥夺了。只能靠打短工为生活。——“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
阿Q性格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他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的正统思想和传统意识。他认为,凡是革命都是与他作对,革命党捉住都要杀头。这体现了阿Q身上的保皇意识。他自己虽然经常受到别人的侮辱,但却以欺侮女人为乐。并且认为“女人是祸水”,自认为“男女之大防甚严”,超过了古今的圣贤。尽管到处流浪,还要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种宗法家族思想的体现。
阿Q参加革命,其实对革命并不了解,一个把自由党变成了“柿油党”的流浪汉眼中的革命,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本能来确定其含义的。在阿Q的眼中,革命就是古代戏曲中的场面——“银盔银甲。三尖两刃刀”;所谓的革命,就是抢得财产,把秀才家的宁式床搬来;就是抢得女人,把秀才老婆和女儿等女人抢来,享受他得三妻四妾式的帝王生活;就是仇杀,把秀才等杀掉,把王胡杀掉;就是欺压别人,让小D搬东西,搬不快就打。所以,阿Q的革命一旦成功将比失败让人更加可怕。
阿Q性格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它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历史相联系。是那种虽然破落,但还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鸵鸟精神的折射;它也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中国小生产者的保守落后、不觉悟等弱点使阿Q这样的农民更容易染上“精神胜利法”。同时,阿Q的性格还与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和释家文化相连接。回避现实和不敢面对现实,是阿Q和传统的道家和释家文化的相通点。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现在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阿Q正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再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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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栖息的家园。不掌握语言文字,又没有在历史的语言中得到书写的百姓,当然也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被湮灭了。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都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鲁迅先生将一个没有姓名而仅仅剩代码的农民流浪汉入“传”,显然是“有乖史法的”。尽管小说的“正传”是取自“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但这名目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相混,而真正具有了史传的含义。它的语义实际上暗示了传统文化的所有的“传”,皆是“歪传”。给阿Q这样的悲剧小人物作传,体现了鲁迅先生写作的人民性特征。鲁迅不但给小人物阿Q阿作传,而且他的创作姿态也很“不恭”。过去的中国史传,每叙述到传主,必正襟危坐,一副恭敬的姿态,语言的叙述语调也因而显得滞重呆板。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家传”更显示出祖宗崇拜和血缘家族制度的偏执个性。鲁迅先生借用史传的物质外壳,采用诙谐、戏谑的反讽语调来写阿Q,将传主置于被解剖客体的位置,从而调整了创作主体与形象主体的位置,使二者不仅以平等对视,甚至从更高角度来进行俯视,这样就消解了史传的崇拜意识,因而也使作家的文笔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游动空间。正调和反调皆相宜,就打破了传统史传僵硬的文本外壳,史传也就成为一种活泼灵动的文体了。这样史传的使用范围也被拓宽了,它不仅适用于帝王将相,也适用于贩夫走卒。在鲁迅的仿制中,文体的血缘等级性也因而被解构了。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戏仿是全方位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还对传统的章回体的结构和大团圆的形式进行了模仿。章回体小说是中国晚近时期流传最广的一种文学叙述形式,它吸取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诗词化的特征,追求一种平衡的对仗。这种章回体在近代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所大量运用,成为阻碍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鲁迅在小说中,采用章回体分章分回的形式,来讲述阿Q的生命历程。鲁迅对章回体的模仿,并在模仿中加以拆解,既达到了借助它流传的目的又在使用中使之被解体。中国传统文学陈套,喜欢营造善有善报恶有恶的大团圆的结尾,喜欢在“皆大欢喜”中使弱者得到麻醉的欢欣;文化中喜欢奉承别人福禄寿喜,喜欢用“九”象征长寿。中国传统小说的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国民“十全十美”心理的表征,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体现。在艺术上,它形成了中国文学的悲剧精神的长期匮乏。鲁迅对此所进行的仿制,使读者在截然相反的结局中,在欢乐和悲哀的巨大落差中,在实际的悲哀与叙述的幸灾乐祸中,让阿Q被绑缚杀场砍头,并设计出阿Q为圆圈——画押没有画圆而遗憾的细节;尤其是结尾,他故意将悲剧性的结局写成喜剧,让读者看到如此的“大团圆”和如此的“九”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
此外,还有情节结构安排的巧妙和细节描写的精彩。阿Q被逮捕时的夸张的情节,阿Q向吴妈求爱以及阿Q与闲人等打架的细节,阿Q的“大团圆”结局等,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具有别致的意味。
总之,《阿Q正传》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俄罗斯作家高尔基都曾给予崇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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