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今年，清华大学也将迎来九十华诞。一墙之隔的北大和清华在这近一世纪始终处于伯仲之间，难分上下。然而，我这个就读于北大、执教于清华的人发现，清华的学生与北大的学生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当然，只要是学生，共性一定存在于他们之间；我在此要谈的是其“个性”，不得不“必要地片面”一下。

　　 

　　 团体的与个体的

　　 

　　 清华学生的团队精神历来受到提倡。我做过四年的班主任，人们对班级的评价常以“团结”、“集体进步”作为标准；清华的学生也很有凝聚力，一些集体活动都显示着同学的团体意识。而且，只要是组织召开的，大都认真对待，即使不感兴趣，至多“腹诽”而已，很少让组织者下不了台。我常常为这种团体的精神所感动：我并不提倡服从，然而我欣赏自律。

　　 

　　 北大则不一样。似乎与“五四”的“个性解放”牢牢挂钩，那里永远以“我”为单位，要想在北大号召个什么真的很难。我在校读书期间，遇到过几次领导发起的“献爱心”集体行动，应者寥寥。难道北大学生缺少爱心？其实不然。我的一个同屋在一年级的那个冬天为了赶课重重地摔在了冰上，想家加上委屈，16岁的她坐在地上大哭。想不到一下子围拢了好几个“男子汉”，扶车的，拣书的，哄劝的，直到她破涕为笑，把她送到教室，这期间还有一位塞给了她一袋零食！事情过去几年了，她还情不自禁地跟我说，北大的男生真棒！爱，不在乎形式，也许是北大的风格！

　　 

　　 务实的与浪漫的

　　 

　　 80年代是警句林立的年代，校园里到处响彻着四个字的至理名言。其中，清华与北大的核心口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清华：“从我做起！”北大：“振兴中华！”这两个并不对立的口号之中同样显现着清华与北大的差异。

　　 

　　 “从我做起”意味着一种踏实、严谨的自我行动：一丝不苟，全力以赴，自我融入集体，自我壮大社会，自我使群体升华。我欣喜地看到，清华的学生大都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功课，埋头于学习，即使在社会风气相对浮躁的今天，我们的同学仍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振兴中华”是一个属于理想范畴的具有感召力的口号，袒露着积极的浪漫情怀。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演讲从不间断，他们心中没有“名人”，没有权威，张艺谋上台有同学拍过他的光头；一些看好的“青年导师”被轰下台……

　　 

　　 相比而言，清华学子的气魄似不大，然而“小”得易于把握，“小”得实实在在；倒是声响洪亮的北大口号显得空旷辽远，似可作党和国家一个时期内的奋斗目标。

　　 

　　 宁静的与喧响的

　　 

　　 也许，“荷塘”赋予清华人以“月色”，“未名”期待北大人去“命名”，因而，清华的学生相对来说是宁静、敛迹的；北大的学生则常在“指点江山”，论禅说道。比如，对待教师，就很不一样。

　　 

　　 在清华当老师，你渐渐地会格外严谨，因为你的学生张着那对渴求知识的眸子在仰视着你；不是没有讨论，却总是平静、祥和，充满着师与生的体谅。北大的老师同样是严谨的，但同时还更需要一分机智，因为那里的学生有时是“咄咄逼人”的，他们尊敬你，但更尊敬才能、知识，他们热衷于争执；再有资历的先生，假如不能达到学说前沿，他们仍然会从你的讲台前旁若无人地“逃课”（但只要能够抓住学生，坐满走廊挤破门窗也不鲜见）。北大的很多课（尤其是文科）是不大点名的，教师似乎更信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格言。

　　 

　　 在清华教课，我每每不自觉地要周整衣冠，端庄行止，胸有成竹而心平气和走向讲坛；可是，过段日子，我禁不住地又会套上休闲服，蹬上运动鞋，到北大的“三角地”去走一走，坐一坐，看看那里的莘莘学子敲着饭盆舞着勺子在高论着、争执着，再寻一回我那学生时代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