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

    轮扁在堂下做车轮，看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觉得好奇，就走上

堂来说：“冒昧请问，主公读的书里讲什么？”桓公说：“是圣人的

教诲。”轮扁问：“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

说：“那么主公读的书，只是古人的糟粕罢了。”桓公生气道：“国

君读书，你这个低贱的工匠竟敢妄加议论！能说出道理就罢，说不出

道理立刻处死。”轮扁不慌不忙道：“我一个轮匠说得出什么道理，

不过有点做轮子的经验罢了。比如做轮子最难的是开榫头，榫头太松

了不牢固，太紧了装不进去。怎样做到不松不紧，有一定的诀窍，但

这个诀窍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只有我手上做的时候才能把握，说却

说不清楚。我想把这诀窍传给儿子，但是我说不清楚，儿子也听不明

白。所以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还是只好亲自动手做轮子。跟这个道

理一样，古代的圣人死掉了，他们关于治国乃至关于道的一切不可言

传的诀窍也一起死掉了。可见主公读的圣人之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

    轮扁也就是庄子的“不可言传”思想，可谓似是而非。尤其当把

这种艺术领域的个人风格，上升到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应具有个人风

格，把经验的相对非逻辑性和语言的相对模糊性，无限推论到理性的

语言领域，并且推翻逻辑表达的一切可能性，更是十足的荒谬。就痴

迷程度而言，庄子是我最喜爱的中国思想家；但在艺术领域之外，我

认为庄子是阻碍中国的技术发展和遏制科学产生的最大罪人──或许

这是爱之深而责之切吧。

    我个人认为，庄子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顺便一提，韩非则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打个比方，孔孟佛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于衣食住行，而庄子的思

想是中国文化的空气。衣食住行看似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生老病死，

但不被人重视的空气，却决定了怎么生、怎么老、怎么病、怎么死。

前文说及庄子的“得意忘言”思想对中国艺术的积极影响，但把同样

的思想移用于技术的积累传授和科学的继承发展，其消极作用就无论

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初级的技术层面，中国先民的智慧称得上举世

无双，他们的无数发明创造曾经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但是这种智慧

仅限于解决具体直接的生活难题，而且由于错误地坚信一切经验和诀

窍都无法毫不走样地传授给后人，因此技术的进步就微乎其微，科学

原理的探索和总结更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的技术起步极早，起点极高，这使中国人永远认为古人比后

人更有智慧，所以后人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原有技术的自信和

动力。虽然空白领域的技术发明可能会偶然地自发产生，但任何已经

不是空白的技术领域，再也难有进步和发展。而且再多的技术发明也

永远不会归纳成科学原理──对单项技术的理论总结和传授尚且认为

不可能，更不必说对两项以上不同技术的全面概括。

    所谓原理和规律，是认识到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共通性和相似性，

但庄子以及受庄子影响的中国人只看见具体技术的特殊性和相异性。

两项不同的技术，在认为其中必有共通性的人看来，一定能找到原理

和规律──哪怕暂时还没有找到。两项不同的技术，在认为其中各有

特殊性的人看来，一定只有各不相关的诀窍──而且这诀窍还极难传

授。所有的原理和规律，都一定能够用经过定义的科学语言加以精确

表达。而所有的诀窍，在从不定义的模糊语言难以精确传授的情况下，

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办法是神秘兮兮的顿悟──中国人却把这不得已

的无奈方法当做最高法门。而且“师傅带进门，修行靠自身”，能否

获得顿悟，完全听天由命。所以中国人的非理性教育特别重视严格的

择徒，中国智者往往费尽后半生心力，也无法找到一个悟性高的衣钵

传人。而科学的理性教育根本不在乎严格的择徒──只要有中人之资，

就一定能学会。中国的“学问”，越到后来越难学，因为诀窍越来越

模糊了，表述得越来越神秘了。科学的知识，却越到后来越容易学，

因为原理越来越精确了，表达得越来越明白了。

    更有甚者，中国人择徒时还有传子不传徒、传男不传女或传女不

传婿等种种人为阻碍知识传播的穷讲究。千难万阻终于要传了，又因

为怕“教出徒弟，饿死师傅”，还要留一手绝活带进棺材。如果知道

别人也懂这诀窍，甚至还要设法害死他，或误导他走火入魔，钻进死

胡同，以便自己是世上唯一知道这一诀窍的人。既然自己是唯一知道

诀窍的人，应该自豪地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莫大学问了吧？偏不，而是

韬晦装傻，明明老奸巨滑还要假装难得糊涂，明明以智者自居却要冒

充愚人，以避免被推行愚民政策的统治者加害。就这样，在起点上，

寻求知识和积累知识的方向已经大错特错，又在传播知识和扩大知识

的路途上一错再错，终于使开化极早的神州大地变成了蒙昧黑暗的愚

人国。靠口口相传地面授和心心相印地顿悟的中国技术，在大量自发

产生的同时，也在大量地自生自灭。一次次的战乱，在葬送无数身怀

绝技的杰出匠人的同时，也使无数技术成为失传的广陵绝唱。长达数

千年的技术失传，是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悲惨故事。

    即便个别技术没有失传，要想进步和发展也难于上青天。因为中

国的技术进步，依靠的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绝对高度。后来者要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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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者，不得不从先行者的起跑线重新起跑，不得不站在原始的文化

地平线上与先人比绝对身高。在中国，一个绝对的技术巨人能够阻止

该领域今后的一切进步。而在一线单传、天灾人祸的重重夹击下，退

化和湮灭就无法避免。看看金庸小说中的“降龙十八掌”最后只剩下

支离破碎、徒具形似的三五掌，就能明白先秦的高度智慧为什么会退

化到近代的普遍愚昧。

    而由于原理分明并且笔之于书，西方科学的进步，依靠的是后来

者对先行者的相对高度。后来者要超越先行者，只须从先行者停止的

地方接着跑，侏儒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用牛顿的极为确切的比

喻）比巨人更高。在欧洲，任何天赋超绝的科学巨人都无法阻止科学

的再进步。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进步，靠的是个别短跑天才的破记录；

欧洲人的进步，靠的是全体长跑选手的接力跑。因此，中国技术虽然

靠着早期天才而长期领先，但没有累进，终于落后；欧洲科学虽然曾

经落后，但由于累进式的飞跃，终于在近代后来居上。而且说来可悲，

即便欧洲人才智平平（何况未必），只要运用站在中国巨人肩膀上的

方法，就迟早能够超越事倍功半地苦苦参悟口传下来的模糊诀窍的中

国智者。看到一小群叠罗汉的侏儒轻易打败在数量上也处于优势但却

各自为战的巨人，身为巨人族的一员，我的心情之沮丧真是无以复加。

撇开这一层同胞的情感，即便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看到矮小的大

卫以科学的投石机打败不懂科学的技术巨人哥利亚，大概也难免要为

巨人族叫屈的罢。

    在近代不断遭遇败绩的巨人族，广泛滋生了自疑的精神病菌，巨

人族的近代后裔丧失了身为巨人族的应有自信，以为败绩不在于传统

文化的缺失和偏差，而是真正的在种族上的劣等。在膜拜绝对巨人的

崇古传统下，巨人族的晚近历史确实是一个不断矮化的历史，近代遭

受的一连串重创更使他们在心理上进一步严重矮化──也就是说，现

代巨人族的自我估计要远远低于他们可能有的实际高度。以致于巨人

族的优秀分子在本土依然各自为战、苦苦挣扎，而极少数未必出挑的

巨人一旦移居叠罗汉的国度，立刻成为科学巨匠。

    中国本土的智者，至今没有完全学会叠罗汉的科学思想。陈景润

只能试图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却不会自己做出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只

有相信世间万物必有规律的文化中人才会这么猜想，随后再加以证明。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近年刚刚得出证明的费尔马大定理。大部

分科学原理都是先有猜想和假说，后有证明或否证。而科学原理即便

萌芽在中国智者的心中，并且得到自由心证，他们也不敢宣布这是一

条原理，而只会把它深藏在心中，作为一个不可言传的诀窍──并且

是秘而不宣的秘诀。这就是为什么我痛恨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禅宗及

其所谓顿悟的理由之一。中国的一切有价值的知识，几乎都是任你胡

猜的公案，都是永无正解的秘诀──有正解也没人告诉你！这些秘诀

的用语都是切口、哑谜、隐语、黑话，具有无限的歧义性、多义性和

模糊性，甚至有故意误导的反向表达和语言陷阱，不经“高人”指教

点拨和面授机宜完全是天书，根本摸不着门径，甚至误入陷阱、走火

入魔而大吃苦头。

    概括地说，中国文化是“意”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的文化。

义可定而意不可定，义精确而意模糊。意的文化是诗的文化、艺术的

文化；义的文化是真的文化、科学的文化。诗与真，艺术与科学，是

人类文化最大的两大分野。由于中西文化都有一点走极端，甚至可以

认为，中国文化是“意淫”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淫”的文化。庄

子思想的功与罪，由此也就一目了然。

    回到本文开头的寓言。轮扁认为斫轮之道不可言传，乃至中国人

认为一切“道”都不可言传，根本原因在于对“道”的所谓绝对性的

错误认识。凡是相信可能有绝对真理的人，要么认为自己不可能认识

“道”，要么认为自己虽然彻悟了绝对的“道”，但却无法传授给任

何人，因为“可道非常道”（老子），说给你听已不可能说完全，即

便说得再完全，你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如是等等。这样，在信仰上就

会陷入绝对的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就会陷入绝对的专制主义，在科

学思想上就会陷入绝对的怀疑主义。然而真正的科学思想从不宣布世

界上有任何绝对真理，他们老老实实地寻求相对的暂时的局部真理，

哪怕真理暂时被曲解了，但真理在被曲解的同时也会发展，甚至只有

在曲解（曲解很可能只是原教旨主义者的看法）的前提下才能发展。

真正相信真理、相信未来、相信进步的人，不会因为郢书燕悦而勃然

大怒，反而会因为郢书燕悦使燕国得到大治而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