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说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段话主要说明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诗歌可以用来感发人心，使人由此及彼联想到其他事物（兴）；又能用来考察政事得失（观），还可以使人养成共同的价值取向（群），也可以用来指斥时政善恶（怨）；从切身之事来看，可以用来侍奉父母亲戚（侍父）；从大的方面来看，还可以用来侍奉国君（侍君）。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我并没有翻译、解说最后一句话。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我疏忽了，而是另有原因。历来对孔子阐述文学功用的认识大都拘囿于它的社会功用，而忽视了文学对于人们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进而由自然感发人心的美学功用。而对于先秦文学理论和创作的认识，大都把美学的理论和实践归于庄子，这是事实，但并不客观。其实呢，孔子早在庄子之前就发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而且孔子认为这种审美作用是起着决定的和基础性的作用的。所以孔子先表述了“可以兴”，又以“多识于鸟兽虫木之名”收束。由此可见，孔子对文学的审美作用的表述，确确实实是早于庄子的。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辨明谁对文学的审美作用阐述得最早，主要的目的是想让同学们明白：多识鸟兽虫木之名，对于语文学习有着很大的帮助作用！例如《诗经》里的植物就达135中之多，既反映了先民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又的确起到了学诗“多识于鸟兽虫木之名”的目的；而且《诗经》里的篇章大都以物比兴，如首篇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以雎鸠鸟相和鸣来比喻青年男女互相倾慕之情，含蓄而耐人寻味。屈原的《离骚》《橘颂》更是将比兴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关系，于此另开一新的传统。 

　　《诗经》《离骚》以降，这种文学表现手法更是蔚为大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汉代的五言诗（有民歌和文人五言诗两大类）直接继承了“风骚”传统，如民歌中的《孔雀东南飞》，整首诗都以孔雀鸟来比兴，营造了一种凄凉、悲哀的艺术氛围，给全诗笼罩了一层浓重的抒情色彩；再如文人五言诗中的《迢迢牵牛星》以星宿来比喻夫妻，也营造了一种凄美、 哀伤、中和的意境。 

　　曹氏父子横空出世，为“建安文学”增添了巨大的声誉。曹操感于“百草丰茂……星汉灿烂……”，抒发了建功立业、统一北方的“刚健博大”之胸怀。 

　　东晋时期，陶渊明特立独行，隐居田园，开我国田园诗之先河。他寄情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桃李罗堂前，榆柳荫后檐……”的情景当中，比兴寄托可谓丰矣！ 

　　南北朝时期，对唐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庾信和鲍照，依然承袭这一传统，兴寄遥深。如庾信《重别周尚书》：“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托依依惜别之情于大雁，比兴深挚，抒情自然而委婉。鲍照诗歌亦复如此，请看其《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五：“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水乃常见之物，但诗人就在这一常见之物中寄托了个人的身世之感，漂泊之愁，恰切自然。 

　　隋唐以及隋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都承继了这一传统并且不断丰富，虽总体上不如前代，亦有各自的特点。 

　　中国文学中因此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意象”（或曰“形象”），最著名的当数“松竹梅兰四君子”，皆喻人之品格德操。其他诸如：什么春恨、秋悲，什么夏日困聊；什么大雁叫游子，什么鹧鸪鸣兴替；什么明月千里寄相思，什么白云悠闲隐逸士；什么黍离荒凉亡国哀，什么寒蝉凄切忧思来……实在是难以尽数！ 

　　不仅仅是古诗文里面蕴含着这么多的审美意象和艺术传统，就是现代诗文亦不脱此审美习惯，我们学过的舒婷的《致橡树》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例：橡树与木棉，一者阳刚，一者柔美，恰好比兴男女，自然圆通而又内涵深蕴地发抒了诗人对于爱情和独立人格的深刻思考。再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评论古今，雄视百代，寄兴于“雪”及“雪景”，张目眺远，“抚四海于一瞬”；驰思飞绪，“观古今于须臾”：实在是古今词作中的精品。 

　　古今一脉，这种由鸟兽虫木以至于自然万物的感兴（xīng），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审美个性。这是中华文学，也是华夏文化。不明乎此，阅读古诗文便觉隔膜，便觉生涩。但愿这篇千把字的文章能够给同学们一些启发，并进而激发起同学们亲近自然、感应万物的兴趣，为你的语文学习带来别样的身心体验！是为结尾。